太武帝简介及详细资料
东巡碑碑文
太武帝【碑额】皇帝东 / 巡之碑 1 ． □□□□□□□□□□□□□□□□□□□□□□□□□□
2 ． 泽历定冀□□□□□□□□□□□□□□□□□□□□□□
3 ． 恒山北行而归十有二月□□□□□之崄□□崇□之□峙乃停
4 ． 驾路隅援弓而射之矢逾于□□三百余步于是爰令左右将士善
5 ． 射者射之若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前军将军浮阳侯阿齐中坚将
6 ． 军蓝田侯代田积射将军曲阳□□□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次
7 ． 飞督安熹子李盖等数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过崖者或至
8 ． 峰旁或及岩侧于是群臣内外始知上□□之远□代绝□□咸嗟
9 ． 叹圣艺之神明虽古有穷蓬蒙之善方之于今□□□□□□□□
10 ．遇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浪公乞立石□□□□□□□□立铭□
11 ．广德美垂之来世三年丁丑功讫会乐浪公去□□刺史征东将军
12 ．张掖公宝周初临续赞其事遂刊□□□乃作颂曰
13 ．思皇神武应期挺生含弘宽大下济光明□仁不□无□不□肃肃
14 ．四海远至迩平荡荡圣哉民□能□□□□□天下咸宁
15 ．（已残）
涉及若干人物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 435 ）十一月，太武帝东巡冀、定，十二月取五回道返回平城，经定州中山郡，进入徐水河谷。徐水出太行山与平原接界的地方，山岩险峭，景观奇丽。对于在平原地区行军一个多月的拓跋君臣来说，眼前景观的明显变化，一定使他们的心情受到特别的 *** 。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太武帝的即兴演示射术。据东巡碑，太武帝在今南画猫村徐水东岸雄壮绝险的猫儿岩下演示射术后，随从的善射将士数百人，也纷纷仿效，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太武帝那样的高度，他们的箭都没有射到猫儿岩以上，“或至峰旁，或及岩侧”。碑文特地列举了六个人作为代表，大概他们都是以射术见长的。这六个人中，除了“积射将军曲阳□□□”难以考索之外，都见于史传。下面分别考述之。 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神 jia 三年（ 430 ）十一月太武帝亲征赫连定，“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定众大溃，死者万余人”。卷九五《铁弗刘虎传》，也提到“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众溃”。《魏书》这两处丘眷，显然与东巡碑提到的“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是同一个人。但是，丘眷的姓氏、家世还是很不明确。据《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和元年（ 432 ）七月，太武帝发动征伐北燕的战争，“八月甲戍，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破之，死者万余人”。此时去太武帝东巡只有三年多时间，封爵的变化相当有限，东巡碑提到的“昌黎公丘眷”，应当就是这个“昌黎公元丘”。可见丘眷为拓跋宗室。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宗室改姓元，多音节的鲜卑语本名要简化成单音节的汉名，丘眷这个鲜卑语本名，提取其比较雅的一个音节为名。因此，丘眷就成了元丘。同一个人，《魏书》或作丘眷，或作元丘，反映了孝文改革后史臣记录从前史事时未能统一体例，残留着一些代人姓、名的旧貌。东巡碑的碑文，也证实元丘本来作丘眷。 前军将军浮阳侯阿齐 这个阿齐，就是《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和《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的河间公元齐。两书都记元齐得赐爵浮阳侯，在灭赫连夏之后，征北燕之前；灭北燕之后，“进爵为公”；“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坐事免官爵”；夺取仇池后“复赐爵河间公”。灭北燕在延和元年（ 432 ）八月以后，元齐应当是浮阳公。元齐“坐事免官爵”是因为受太武帝之弟新兴王俊的牵连，而新兴王俊得罪在太平真君二年（ 441 ）三月。元齐跟随古弼进兵仇池，在太平真君三年（ 442 ）。综上，根据《魏书》和《北史》，从延和元年八月到太平真君三月，元齐的爵位应当是浮阳公，而不是浮阳侯，而且元齐之为河间公，在太平真君三年以后。太武帝东巡碑的写刻时间，在太延三年（ 437 ），太武帝御射的时间在太延元年十二月（ 436 ），东巡碑上却明确地记阿齐的爵位为浮阳侯，而不是浮阳公。可见《魏书》和《北史》关于元齐于灭北燕之后“进爵为公”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如果元齐确曾进爵为浮阳公，也一定在太延元年十二月之后。另外，《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和元年（ 432 ）八月有“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破之”的记载，元齐当时的爵位应当是浮阳侯，而不是河间公。东巡碑上的文字，可以作为校勘《魏书》和《北史》的坚强证据。 中坚将军蓝田侯代田 这个“蓝田侯代田”就是豆代田。《魏书》卷三○《豆代田传》：“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时以善骑射为内细射从。攻虎牢，诏代田登楼射贼，矢不虚发。……神 jia 中，讨蠕蠕，赐爵关中侯。从讨平凉，击破赫连定，得奚斤等。……改爵井陉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从讨和龙，战功居多，迁殿中尚书，赐奴婢六十口。以前后军功，进爵长广公，加平东将军。”传不及代田曾官中坚将军、爵蓝田侯。从时间上看，豆代田改封蓝田侯，在灭赫连夏之后，灭北燕之前。 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 这个“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就是韩茂。《魏书》卷五一《韩茂传》：“韩茂，字元兴，安定武安人也。……茂年十七，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后从世祖讨赫连昌，……以军功赐茂爵蒲阴子，加强弩将军，还侍辇郎。又从征统万，大破之。从平平凉，当茂所冲，莫不应弦而殪。由是世祖壮之，拜内侍长，进爵九门侯，加冠军将军。后从征蠕蠕，频战大捷，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徙其居民。”韩茂得列名于东巡碑，就因为他是从驾将领中的善射之士。本传不载韩茂曾爵安武子。 次飞督安熹子李盖 “次飞督”当作“佽飞督”。安熹子李盖，即《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李惠传》中李惠的父亲：“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盖，少知名，历位殿中、都官二尚书，左将军，南郡公。”李盖后以尚武威长公主而骤贵，官至左仆射，死后赠中山王。不过从东巡碑所记李盖曾任佽飞督并擅长射术看，李盖最初得到太武帝赏识，还是因为他在骑射方面有过人之处。李盖在太延元年前后爵安熹子，亦可补史书所阙。 碑文还记录了主持树立东巡碑的前后两位定州刺史，一位是“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浪公”，另一位是“刺史征东将军张掖公宝周”。前者已无可考，后者即《魏书》中提到的秃发傉檀子秃发保周，延和元年自沮渠北凉来奔。秃发保周于太延三年任定州刺史，亦不见于史，赖东巡碑而可知。
御射碑问题
为纪念北魏皇帝演示射术而立的所谓“御射碑”，除了太武帝东巡碑以外，还有文成帝南巡碑和宣武帝御射碑。文成帝南巡碑虽然额题《皇帝南巡之颂》，但由于同样是为纪念文成帝拓跋浚在灵丘境内的神射而立 [ ，故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滱水注亦径称<御射碑> 北魏皇帝因射箭而立碑的，还有宣武帝。景明三年（ 502 ）十月，宣武帝从邺城返回洛阳，路经河内，也有一次射术表演。《魏书》卷八《宣武帝纪》：“冬十月庚子，帝亲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于射所。”为纪念宣武帝此次射术表演，“群臣勒铭于射所”，所勒之铭，即御射碑。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一有“后魏御射碑”条，称“在今怀州”，并引碑文“惟魏定鼎迁中之十载”、“皇上春秋一十有七”云云。不过宣武帝御射碑，欧阳修《集古录》则定名为《后魏定鼎碑》，理由是碑文中有“定鼎迁中”字样，可见御射碑并不是原碑正式名称，后人或以御射名之，或以定鼎名之。御射碑不是以上三碑的正式额题，它们却都被后人目为御射碑，原因在于立碑的直接理由是为了纪念皇帝的某一次射箭表演。但是生长于代北的拓跋君主，演习骑射乃经常之事，为什么要为某一次的演示特地立碑纪念呢？据文成帝南巡碑碑阳铭文，文成帝从定州到邺城，“禊于衡水之滨， [ 尝 ] 射于广平之野”，即使在灵丘南唐河谷地的这处山崖，文成帝“兴安二年尝 [ 拉射 ] 于此山”。为什么偏偏要为和平二年（ 461 ）三月的这次“御射”立碑称颂呢？如果说这一次文成帝有超水平发挥，那么对比他平时的正常水平，这种称颂是不是也存在疑问呢？灵丘之射，是文成帝有计画发动的，他主动“诏群官仰射山峰”，随后亲自表演，并立碑纪念。这表明，文成帝有意要把这次射箭游戏发展成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文成帝南巡碑之所谓“南巡”，与太武帝东巡碑之所谓“东巡”一样，都是从平城到邺城，从恒代到河北。对于北魏朝廷来说，以冀州和定州为中心的河北数州，是“国之基本”，所谓“国之资储，唯藉河北”。其中邺城尤为重要。政治重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的分离，使北魏诸帝对河北地区的定期巡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成帝的“御射”，与太武帝的“御射”，都发生在结束巡视从邺城返回平城的路上，地点都在离开平原之后，这也不应当是一种巧合。从他们的行军路线看，都是从邺城经定州回平城，很可能具体道路都是一致的，即先后经由五回道和灵丘道。即使和平二年三月这一次文成帝不是走五回道到灵丘的，他此前一定多次经行五回道则毫无疑问。也就是说，文成帝及其随驾群臣，不止一次地经过徐水河岸的太武帝东巡碑，对东巡碑一定是熟悉的。可以这样构想，文成帝在滱水岸边的“御射”，其实就是对于太武帝在徐水岸边“御射”的模仿。正是因为东巡碑之名在先，故文成帝的御射碑只好冠以“南巡”之名。以御射名碑，强调了碑铭对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纪念意义，从而淡化甚至掩盖了原碑真正的名称中纪念“皇帝东巡”、“皇帝南巡”的意义。平城时代，拓跋集团以代北为根据，高屋建瓴地统治河北和其它地区，皇帝的巡视正是这一政治格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拓跋集团出于代北，以征服者而成为统治者。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的平城时代，拓跋皇室及其代北集团成功地由征服集团改造成为统治集团。这个改造的历史过程，就是逐渐减弱军事征服色彩，而代之以政治统治所必不可少的官僚化与文化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方面是征服者，另一方面又是统治者，这构成拓跋集团的身份二元性。御射碑的多次出现，集中体现了这种二元性。御射碑是北魏皇帝完成巡视转身离去时，对此行的一个政治总结。今所知太武帝东巡碑，是定州地方政权所立，是否出于太武帝本意，还比较难说。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滱水注徐水条：“徐水三源奇发，齐泄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岩下，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岩下，水际又有一碑。”在徐水离开太行山区进入河北平原的这一小段路程中，竟有三碑。《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称此三碑皆北魏所立。这三碑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已无从考证。但认为定州地方政权竖立东巡碑，符合太武帝的政治意图，并且对后来的北魏君臣产生了影响，还是可以成立的。北魏孝文帝“少而善射，有膂力”，但为了率导文治，“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尽管如此，他也曾因巡视而留下碑铭。欧阳修《集古录》有“后魏孝文北巡碑”，跋引碑文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临旧京”。赵明诚《金石录》历代金石目录中，亦收“后魏北巡碑”及“后魏北巡碑阴”，自注“太和二十年四月”，当有脱字。孝文北巡碑，应当是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 491 ）北巡平城（恒州）和盛乐（云中）之后所立。这次北巡，是孝文帝迁都后第一次回到代北，也是在刚刚发生反对迁都政策的严重政治危机之后，孝文帝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政治活动。虽然北巡碑今已不存，但此碑关系当时政治甚深，当无可怀疑。从孝文帝北巡碑可知，北魏皇帝出巡并且立碑，决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事件，应该从当时政局的复杂背景中寻求理解。宣武帝的“御射”，发生在他结束巡视邺城、返回洛阳的路上。很显然，这也是一次政治活动。《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提到东巡碑时，称“中山安喜贾聪书”，这应当是前列东巡碑碑文第十五行文字。贾聪不见于史，大概是定州僚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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