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爱情故事 谁知道一些名人的经典爱情故事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律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利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景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级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马克思认为暂时还不能在身为枢密顾问官的燕妮的父亲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他只能向自己的父亲吐露秘密。他相信，他父亲会在燕妮的双亲面前为一次成功的求亲作好各种准备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很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忠诚等待一段漫长的时间。在柏林，由于心灵激荡的感情和“倾心思慕”的爱情以及带来的悬念和焦虑，曾一度影响了马克思全心全力地投入学习。他曾向他父亲坦率吐露说，由于远离摩塞尔河谷，远离他的“无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了真正不平静之中”。困扰他的绝不是什么猜忌心，因为他对燕妮的爱情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只是由于想到不得不和她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分离，使他感到心情沉重。 于是，18岁的马克思就执笔写诗，用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心声。马克思的诗大多是歌颂燕妮和倾吐自己对她的思慕；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白自己的思想志愿和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 1841年4月15R，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口到特利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给婚的念头，继续互相等待。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此后他才到克罗茨纳赫（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迁居这个地方），与燕妮举行了婚礼。 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皇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的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的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同时，她还不得不同她的几个贵族亲戚进行十分折磨人的斗争。 婚礼举行后，马克思和燕妮随即动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旅行。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一起来到巴黎，同比他们早两个月来到这里的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至此，他俩拉开了充满困苦和自我牺牲的生活序幕。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动势力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兰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白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誉写清楚。眼出版社和编辑办交涉，一些繁琐的手续，很难处理的事务，必须写的情，不少由她代办。马克思不是那种轻易在口头上流露心情的人，但当燕妮因母亲垂危离开了他几个月时，他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帕，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轰吻……” 马克思与燕妮的黄昏之恋更加强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在这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照料妻子，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间，陪着她到法国去看了大女儿和几个外孙。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们的小女儿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象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说：“摩尔（马克思的别名）也死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可是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他的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1883年1月11日，传来了大女儿突然去世的噩耗，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坟墓的旁边。
经典情书－－马克思致燕妮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我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眼前，叹息着说：“我爱你，夫人！”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同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注：卡尔.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早已脍炙人口。这位写过《资本论》并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人也会写出如此缠绵。热烈而细腻的情书。经常在外奔波、流亡不能厮守在妻子身边的马克思总是再忙也忘不了用他的生花妙笔向燕妮表达他的爱情，这封情书是马克思在英国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一同工作时写给燕妮的。文章引用自：

周恩来与邓颖超：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孙中山与宋庆龄：革命伴侣
志同道合最容易成伴侣，孙中山与宋庆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得到了不少挚友的支持，宋庆龄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1913年八月，“二次革命”失败，革命派在国内失去了立足之地，大多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宋耀如一家更是举家迁避扶桑。从美国读书归来的宋庆龄到日本与家人会面，终于见到了她所敬仰的孙中山，并开始接替父亲和姐姐的工作，于1914年9月起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这是在患难中生长出来的爱情：革命失败，心灵的创伤和流亡海外生活的孤寂，孙中山赌阶段宋庆龄的帮助和抚慰中得到了补偿；而宋庆龄追承孙中山革命的愿望得琶了满足，并发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我的快乐，我唯一的快乐是与孙先生在一起。”这遭到宋庆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坚决反对：他们的年龄相差28岁！1915年10月，在得知孙中山已与前妻离婚的消息后，22岁的宋庆龄冲破父母的“软禁”，赴东京与孙中山成婚。他们的情深谊笃，令人感动：1922年6月16日，广州发生陈炯明兵变，在危难之际宋庆龄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孙中山：“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而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特别嘱咐儿子、女婿要“善待孙夫人”，听到何香凝保证尽力爱护宋庆龄之后才放心。短短10年聚首，胜过人间无数。此后，宋庆龄孀居终生。

历史名人爱情故事~

一） 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个被伟大的莎翁在四百多年前用喜剧的形式改变出来的爱情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部极富人文精神的爱情史诗。几百年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在莎翁的笔下，爱情是超越一切的。甚至可以超越门第，地位，家族偏见等这些就是在今天还被普通的英国人所重视的东西。剧尾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这一对相爱的男女，由于误会而双双失去了生命。这一幕在四百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剧场里，曾经让全场鸦雀无声，其实她们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因为误会而失去生命的。
结论，残酷的爱情，任何伟大爱情的必由之路。
（二） 维纳斯和阿都奈斯
在所有的爱情中，有得意者，就有失意者。这个来自于古希腊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美少年阿都奈斯对自己所产生的爱情，一点也不比维纳斯对他的爱情更浅。唯一不同的是，维纳斯对他的爱，是任何社会都可以宽容接受的，虽然两者在身份和地位上有一点差别。可是阿都奈斯对于自己狂热的爱，却是难以被人理解。以至于后来人把他的这种行为叫做“自恋”（narcissism），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则被归为病态的一类。这对于这个美少年的本身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所有的爱，只要是爱，都不应该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不屑。忘情的维纳斯遇见了无动于衷，铁石心肠的阿都奈斯，从她的角度上来说，是她爱错了人，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呢？爱情这个东西是不分什么对错的，她就是爱他，这没有办法。
结论，一厢情愿的爱情，总是伴随着一个人的快速毁灭和另一个人的慢慢毁灭。
（三） 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
这是近代以来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爱情故事，直到如今还被广为流传。在不列颠帝国将近千年的历史中，还没有一位国王会主动逊位。而他下台的原因却是为了两个字——爱情。这位使得他抛弃自己应有政治地位的女人，竟然是一位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但任何事情就是这样，有一得必有一失。国王失去了他的王位和他的王国，得到了他最珍视的——爱情。为了爱情而抛弃王位的君主，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是不负责任，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把爱情当作自己毕生的信仰，是“人”这个概念的最完美的诠释。
结论，有代价的爱情，爱情的代价在蔑视爱情的人的面前是泰山，在珍视爱情的人的面前什么也不是。
（四） 罗伊和马拉
在伦敦的一座名叫华铁卢的桥上，一段美丽，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在炮火的轰鸣中悄悄地开始，同样，这份爱情最终也是在这个桥上走到了终点。其实这段爱情没有结束，永远也不会结束。罗伊和马拉在桥头相遇的一瞬，伟大的爱情就开始了。罗伊在雨中望着上面的窗户，在他们的故事里，是点睛之笔。就在两个人在前往教堂结婚的路上，才互相问了对方的名字。一切看似那么的荒诞不经，但却是那么的合情合理。就是这一段闪电般成熟起来的爱情，却让一个人因为爱对方而献出了所有，让另一个人把这份爱情永远的放在自己的心里。
结论，永远的爱情，无法长相厮守的爱情，才会是永远的爱情。
（五） 爱斯梅哈尔达和撞钟人
在阴森森的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撞钟人，被人们称之为野兽，那个为避祸逃到了里面的波希米亚女人，被人们称为美女。美女和野兽的爱情，本来就是一种不对称的爱情，并且反差如此之大，给人的直观感觉，并非像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一样，那么令人动情，令人回味。但是在几百年以后的钟楼里，当人们看到了两具抱在一起的尸体时，一份感动，对爱情的感动，不禁油然而生。美女和野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抱在了一起，并且永远没有分开。也许这爱情不像其他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一样，那么让人易于接受，那么完美。但这也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而且这个爱情故事还是那么的震撼人心，那么的超凡脱俗。大革命时代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一览无遗。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即便是畜生一样的人，也有爱与被爱的权利。即使距离再远的两个人，也会有机会注视同一目标，也会被爱情的彩带，连在一起。
结论，最真实的荒诞的爱，也许爱这个字，本无所谓什么荒诞和真实，只要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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