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后汉书 儒林传 序的白话文翻译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全文翻译
昔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 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译文:
从前王莽、更始的时期,天下大乱,礼节和音乐离散,典籍残缺遗落.等到光武中兴时,光武爱好经籍,还没有登上帝位,就首先去访求文人雅士, 搜集脱漏的字句,补全原文.在此之前,天下的学士大多携带图书典籍,逃去隐居山野.从光武中兴起,大家都携带典籍到京都洛阳聚集, 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有名的学士也相继来到京都洛阳. 于是便册封教授五经的学官, 使他们各用自己的学术理论和治学方法教授经籍, 教授《易》的有施、孟、梁丘、京氏等人,教授《尚书》的有欧阳、大小夏侯等人，教授《诗》的有齐、鲁、韩等地方的人，教授《礼》的有大小戴，教授《春秋》的有严、颜等一共十四个博学之士,他们都由专掌祭祀礼乐的太常官分等级次序统管. 建武五年，设立太学,考证核对古代典籍,从此,礼乐经籍经由太学整理,再次兴盛起来. 中元元年，开始设立三雍宫.明帝继承王位,亲自施行礼仪.天子开始戴通天冠,穿日月衣, 完备仪仗、祭祀等器物,兴盛清净无为之道,坐高堂之上朝见群臣,登灵台观望云气和景色,设立辟雍尊奉伺养三老五更.行过飨射之礼后,皇帝正身而坐亲自讲授经典,学士们拿着经书和皇帝诘问辩驳,许多官吏士绅围绕着桥门观望聆听.后来又为功臣的子孙,皇亲国戚等另外设立一间校舍,挑选聪明伶俐的子弟教授他们经籍,凡护卫禁军等以上的官职,都让他们熟读《孝经》,匈奴也派遣他们的子弟来学习典籍.啊!这在太平时期是多么兴盛呀!
建初中，在白虎观大规模的聚集学士,考详经籍所学的异同,连续数月才停止. 肃宗登位,按照石渠旧例, 顾命史官,编著通义.又下诏书挑选天资聪颖的子弟教授《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即使不设立学官,但都提拔成绩优异的人做讲习的老师,用此来招纳搜求隐士,保存各家之言. 孝和也屡次到东观那里博览阅读书籍. 到邓太后当政时,学者就比较懈怠了.那时, 樊准、徐防一起陈述勤勉学习的好处,又上言说现在的文官多数都没什么学识,于是邓太后下诏公卿精选官员, 三署里有能精通经术的人,都得到了推举.自从安帝当政以后,轻视六艺群书,博士形同虚设,学子们也怠慢懒散,学舍残破不堪, 种地的农夫来学舍开垦农田,就连刈草打柴的童子也到学舍刈草打柴. 顺帝有感于翟酺的言论,于是另外修建了一间学舍,有二百四十间房，一千八百五十间室. 以明经射策取士,增甲乙等科员各有十人,除了德高望重的老儒士外都授予郎、舍人等官职. 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员,都派遣子弟来学习经籍,每年就于乡射的月份聚会相互学习,以这为惯例.”从此之后, 离开本乡到京都求学的人逐渐兴盛起来,人数达到三万多人.然而章句逐渐疏落,反而大都相互推崇表面工夫,儒家的风气衰落了.奸党诛灭,许多有名的学士都因为受到牵连而被流放废除. 后来至于忿怒相争,相互诽谤,也有的私下里行贿金财货物,以此来哗众取宠,获得名声. 熹平四年，灵帝下诏众学士考证校定《五经》，刻在石碑上面,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书法相互参考验证,将石碑竖立在学舍的门口,让天下的学子都取法学习.
光武帝迁都洛阳,各种经书加起来有二千多车,从此之后,更比原来多了三倍.等到董卓迁都的时候,天下大乱, 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等地方所收藏的经籍惨遭殃及,大都给撕毁了,那些用丝帛所写的书籍,稍大点的就给撕来做车的帷幕和篷盖,稍小点的就被用来制成袋子.后来王允收集起来并被带向长安的经籍,才仅有七十多才车,由于路途遥远艰难,又扔掉了其中的一半经籍.再后来长安之乱,一时间被焚毁烧光,都差不多没有了.洛阳学者众多,难以一一记载,现在仅录取其中精通经籍的有名气的人,写就《儒林篇》.如果其中有的人已经记载在列传里了,就不再录入《儒林篇》.假如是师生关系,需要题名佐证的,也有记载.
释义:
袒割:袒右膊而割切牲肉，古代天子敬老、养老之礼。语出《礼记．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醩。"
辟雍: 辟，通"璧"。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
三老五更: 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
飨射: 古礼。宴饮宾客并举行射箭之礼。
乡射: 古代射箭饮酒的礼仪。乡射有二一是州长春秋于州序(州的学校)以礼会民习射；一是乡大夫于三年大比贡士之后，乡大夫、乡老与乡人习射。
章句:剖章析句。经学家解说经义的一种方式。亦泛指书籍注释。
PS: 鉴于本人所学有限,翻译不周之处,请见谅!!!
【译文】 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老百姓的生活再也见不到古代贤君时代的太平盛世景象了，一天天乱下去，一直发展到秦朝，把前代圣君所创立的法制全都废除了。全国百姓奋起攻打秦朝使其灭亡，最后归附于汉朝。汉朝成为一代王朝，经历了二十四个皇帝，分为西汉、东汉，两次统制天下，将近四百年。然而大体上多采用秦朝的法制，那些更改秦朝的老章程，也大多是迎合自己的意愿，并不是效仿先王的制度，表现出统制天下的志向。抱有统制天下志向的，仅有汉文帝一人而已。但是，文帝（徒有其志）而统制天下的才能不够，所以虽然其仁爱谦逊之名声美好，但当代的法制，却不能仿效于夏、商、周三代。汉代灭亡后，列强就瓜分天下的土地；晋朝和隋朝虽然能统一天下，但是统一没有多久就灭亡了，那是不值得议论的。
回答者： xiaozhaotaitai - 董事长 十六级 12-18 12:57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来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十五史随话》
回答者：♀晓莜 - 初入江湖 二级 12-20 00:37
原文:
昔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 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译文:
从前王莽、更始的时期,天下大乱,礼节和音乐离散,典籍残缺遗落.等到光武中兴时,光武爱好经籍,还没有登上帝位,就首先去访求文人雅士, 搜集脱漏的字句,补全原文.在此之前,天下的学士大多携带图书典籍,逃去隐居山野.从光武中兴起,大家都携带典籍到京都洛阳聚集, 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有名的学士也相继来到京都洛阳. 于是便册封教授五经的学官, 使他们各用自己的学术理论和治学方法教授经籍, 教授《易》的有施、孟、梁丘、京氏等人,教授《尚书》的有欧阳、大小夏侯等人，教授《诗》的有齐、鲁、韩等地方的人，教授《礼》的有大小戴，教授《春秋》的有严、颜等一共十四个博学之士,他们都由专掌祭祀礼乐的太常官分等级次序统管. 建武五年，设立太学,考证核对古代典籍,从此,礼乐经籍经由太学整理,再次兴盛起来. 中元元年，开始设立三雍宫.明帝继承王位,亲自施行礼仪.天子开始戴通天冠,穿日月衣, 完备仪仗、祭祀等器物,兴盛清净无为之道,坐高堂之上朝见群臣,登灵台观望云气和景色,设立辟雍尊奉伺养三老五更.行过飨射之礼后,皇帝正身而坐亲自讲授经典,学士们拿着经书和皇帝诘问辩驳,许多官吏士绅围绕着桥门观望聆听.后来又为功臣的子孙,皇亲国戚等另外设立一间校舍,挑选聪明伶俐的子弟教授他们经籍,凡护卫禁军等以上的官职,都让他们熟读《孝经》,匈奴也派遣他们的子弟来学习典籍.啊!这在太平时期是多么兴盛呀!
建初中，在白虎观大规模的聚集学士,考详经籍所学的异同,连续数月才停止. 肃宗登位,按照石渠旧例, 顾命史官,编著通义.又下诏书挑选天资聪颖的子弟教授《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即使不设立学官,但都提拔成绩优异的人做讲习的老师,用此来招纳搜求隐士,保存各家之言. 孝和也屡次到东观那里博览阅读书籍. 到邓太后当政时,学者就比较懈怠了.那时, 樊准、徐防一起陈述勤勉学习的好处,又上言说现在的文官多数都没什么学识,于是邓太后下诏公卿精选官员, 三署里有能精通经术的人,都得到了推举.自从安帝当政以后,轻视六艺群书,博士形同虚设,学子们也怠慢懒散,学舍残破不堪, 种地的农夫来学舍开垦农田,就连刈草打柴的童子也到学舍刈草打柴. 顺帝有感于翟酺的言论,于是另外修建了一间学舍,有二百四十间房，一千八百五十间室. 以明经射策取士,增甲乙等科员各有十人,除了德高望重的老儒士外都授予郎、舍人等官职. 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员,都派遣子弟来学习经籍,每年就于乡射的月份聚会相互学习,以这为惯例.”从此之后, 离开本乡到京都求学的人逐渐兴盛起来,人数达到三万多人.然而章句逐渐疏落,反而大都相互推崇表面工夫,儒家的风气衰落了.奸党诛灭,许多有名的学士都因为受到牵连而被流放废除. 后来至于忿怒相争,相互诽谤,也有的私下里行贿金财货物,以此来哗众取宠,获得名声. 熹平四年，灵帝下诏众学士考证校定《五经》，刻在石碑上面,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书法相互参考验证,将石碑竖立在学舍的门口,让天下的学子都取法学习.
光武帝迁都洛阳,各种经书加起来有二千多车,从此之后,更比原来多了三倍.等到董卓迁都的时候,天下大乱, 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等地方所收藏的经籍惨遭殃及,大都给撕毁了,那些用丝帛所写的书籍,稍大点的就给撕来做车的帷幕和篷盖,稍小点的就被用来制成袋子.后来王允收集起来并被带向长安的经籍,才仅有七十多才车,由于路途遥远艰难,又扔掉了其中的一半经籍.再后来长安之乱,一时间被焚毁烧光,都差不多没有了.洛阳学者众多,难以一一记载,现在仅录取其中精通经籍的有名气的人,写就《儒林篇》.如果其中有的人已经记载在列传里了,就不再录入《儒林篇》.假如是师生关系,需要题名佐证的,也有记载.
释义:
袒割:袒右膊而割切牲肉，古代天子敬老、养老之礼。语出《礼记．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醩。"
辟雍: 辟，通"璧"。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
三老五更: 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
飨射: 古礼。宴饮宾客并举行射箭之礼。
乡射: 古代射箭饮酒的礼仪。乡射有二一是州长春秋于州序(州的学校)以礼会民习射；一是乡大夫于三年大比贡士之后，乡大夫、乡老与乡人习射。
章句:剖章析句。经学家解说经义的一种方式。亦泛指书籍注释。
PS: 鉴于本人所学有限,翻译不周之处,请见谅!!!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来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十五史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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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老百姓的生活再也见不到古代贤君时代的太平盛世景象了，一天天乱下去，一直发展到秦朝，把前代圣君所创立的法制全都废除了。全国百姓奋起攻打秦朝使其灭亡，最后归附于汉朝。汉朝成为一代王朝，经历了二十四个皇帝，分为西汉、东汉，两次统制天下，将近四百年。然而大体上多采用秦朝的法制，那些更改秦朝的老章程，也大多是迎合自己的意愿，并不是效仿先王的制度，表现出统制天下的志向。抱有统制天下志向的，仅有汉文帝一人而已。但是，文帝（徒有其志）而统制天下的才能不够，所以虽然其仁爱谦逊之名声美好，但当代的法制，却不能仿效于夏、商、周三代。汉代灭亡后，列强就瓜分天下的土地；晋朝和隋朝虽然能统一天下，但是统一没有多久就灭亡了，那是不值得议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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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译文】许慎字叔重，是汝南召陵人。生性质朴厚重，年轻的时候就是广泛学习经籍，经学大师马融时常推崇敬重他，当时的人都说：“五经无双许叔重。（在五经的研究上没有人能超过许慎。）”（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许慎做过）郡县的功曹，被举孝廉，再次提升为洨长。去世于自己家中。当时，许慎认为各家对《五经》的解说混乱而褒贬不一，于是自己写了《五经异义》，又写了《说文解字》十四篇，都被世人传阅。
孔子说：“人性本来都相接近，习染不同才渐渐区别。”
说的是人的好恶本来相同，只是变化的途径不同罢了。约束意念行为就不放纵，玩物成癖志向就会丧失。
因此圣人引导人修养性情，控制约束人的放纵，谨慎选择他结交的人物，节制他的偏爱。虽然人情事物有种种区别，内容形成也不相同，但是说到陶冶性情匡正风俗，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春秋末年世风轻浮多诈，仁义道德衰败，但还藉着仁德名义来扩充自己实力，靠着忠义的旗号来建立自己的功业。
行为符合义理，强大的敌手也会心虚气短；一句话不合正义，卑贱的奴仆也能说出道理。大概是前辈圣贤遗留下风范，能够让人们效法追求吧。
战国时期仁德忠义已经衰败，奸邪诈伪盛行成风。强大的凭着武力获胜而称雄，弱小的因为奸诈不够而被欺辱。
以至有人谋划半个计策就获万金酬劳，提出一种主张就被赏给珠宝。有的徒步走来就当官掌了权，脱掉了草衣升任了卿相。
士人花言巧语极力诡辩，因为根本的一点是能获得私利，所以大家没有约定却像影子紧随物体一样都跟着这麽做。从此人们的爱好崇尚相互取代，随着时代来回变化，那种风气不能保留，那种弊病不能恢复。
到汉高祖凭藉武力平定天下，勇武将士大量出现，国家法令宽松随便，礼制条文简单松弛，大家继承战国四君子的遗风，人人怀有僭越君主的心思，轻视生死看重义气，怨仇恩惠必定回报，法令在个人家中制定实施，权力落到卑贱平民手中，豪侠仗义的行为，形成当时的风气。
从武帝以后，崇尚儒家学说，怀揣经书身携经典的人，到处都能大批碰见，以至出现石渠阁的纷争论辩，流派之间的袒护攻击，舞文弄墨的人，盛行一时。
到王莽刻意伪装，最终篡夺了政权，忠正仁义的人，把被任命做官当成耻辱，於是就把流浪隐居深山看作荣华，把清贫穷困生活当成富贵。
即使国运注定重新振兴，刘汉再次执掌政权，人们却还是保持洁身自好的行为，相互仰慕学习愈演愈烈，拒官不做的节操，被当时的人们看重。
到桓帝、灵帝年间，君主放纵贪逸社会政治混乱，国家大事交给宦官阉人，正直人士把跟宦官一同任职看成耻辱，因而平民百姓愤怒违命，隐居人士批评朝政，於是这些人名声四处传扬，相互标榜评论，对公卿品头论足，对朝廷随意褒贬，刚愎自是的风气，从此流行开来。
在上位的人喜好的东西在下面就会过分地流行，矫正弯曲就一定要比直还更过一点，事情的道理是这样的。
像范滂、张俭这些人，清心寡欲嫉恶如仇，最后还是被看作乱党，不正是这样吗?
当初，桓帝做蠡吾侯的时候，跟随甘陵人周福学习，到他登上皇位，就提拔周福担任尚书。这时他的同郡人河南尹房植在当时朝廷很有声望，甘陵老乡就给他们编了歌谣说：“天下的楷模是房伯武，当老师而做官的是周仲进。”
两家的宾客相互讥讽攻击，於是各自结成朋党，渐渐生出矛盾，从此甘陵出现南北两派，党人之说，从此发端。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也把大权交给功曹岑晊，两郡的人又给他们编了歌谣说：“汝南的太守是范孟博，南阳人宗资只管画圈打钩。南阳太守是岑公孝，弘农人成瑨只坐在那裏叫。”
因为这些歌谣传进太学，各位儒生三万多人，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一起跟李膺、陈蕃、王畅等人相互褒奖推崇。
太学中称他们说：“天下楷模是李元礼，不畏强暴有陈仲举，天下的高才是王叔茂。”另外渤海人公族进阶、扶风人魏齐卿，都敢直言评论，不避豪强。从公卿以下，没有人不害怕他们的批评议论，都匆匆忙忙赶着跟他们结交。
当时河内人张成善於看风水算命，他推算预测会天下大赦，就让儿子去杀人。李膺担任河南尹，督促拘捕了他，不久遇上大赦被免罪，李膺更加愤怒痛恨，到底审判诛杀了他。
当初，张成利用占卜预测的技能结交宦官，皇帝也常向他询问占卦。张成的学生牢修於是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豢养太学儒生游子，结交各郡学生门徒，相互频繁往来，一起结成私党，诽谤攻击朝廷，扰乱败坏风俗。
於是天子震怒，颁发诏令到各郡国，逮捕私党人士，通告天下，让大家一起痛斥声讨，於是逮捕李膺等人。他们供辞牵连到陈寔等二百多人，有的逃跑没被抓获，全都悬赏通缉。
使者四处奔走，在路上相互都能碰见。第二年，尚书霍諝、城门校尉窦武一起上表替他们求情，皇帝怒气稍稍减退，才全部赦免他们回归乡里，终身禁锢不准做官。私党人士姓名，仍然记录在王府。
从此正直人士被贬斥流放，奸邪恶人势力兴旺，天下仰慕风气的人，於是相互标榜，提出天下知名人士，为他们取了特别称号。
最上等的叫“三君”，次一等的叫“八俊”，再次一等的叫“八顾”，再次一等的叫“八及”，再次一等的叫“八厨”，就像古代的“八元”、“八凯”一样。窦武、刘淑、陈蕃是“三君”，所谓君，是说他们被一世的人尊崇。
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㝢是“八俊”，所谓俊，是说他们是人类的精英。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是“八顾”，所谓顾，是说他们能用道德行为引导人们。
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是“八及”，所谓及，是说他们能够引导人们跟随尊崇的圣贤。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是“八厨”，所谓厨，是说他们能用财产救人。
另有张俭的同乡人朱并，秉承中常侍侯览的旨意，上书告发张俭跟同乡二十四个人相互另起名号，一起结成私党，图谋危害国家。
把张俭和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称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称为“八顾”，朱楷、田盘、疎耽、薛敦、宋布、唐龙、蠃咨、宣褒称为“八及”，刻石结盟，共同结成私党，张俭是头领。灵帝诏令删除上书人名后依名单逮捕张俭等人。
大长秋曹节趁这个机会暗示主管官员奏请拘捕从前的私党人士前任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宫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㝢、颍川太守巴肃、沛国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一百多人，全都死在牢狱之中。其余的人有的早死没有赶上，有的逃亡得以免难。从此各个有私怨矛盾的人，趁机相互陷害，被人瞪了一眼的小怨恨，也全打入私党案中。
另外州郡秉承上司旨意，有些根本没有关联的人，也遭到这场祸害。那些被处死流放罢官禁锢的人，有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极力为党人辩护，言辞十分直率恳切。皇帝看了奏章大怒，立即诏令司隶、益州用囚车拘捕曹鸾，押送槐里牢狱拷打致死。
於是又诏令州郡再检查党人的学生部下父子兄弟，凡在官位上的，都免职禁锢，范围包括到他们的五服亲属。
光和二年，上禄县长和海上书说：“礼制规定，从祖兄弟要分家单过，他们之间骨肉情分已轻，亲属关系已远。
而现在对党人的禁锢包括到他们的五族，既违背了经典的条文，也违反普通的法令。”皇帝看了之后醒悟过来，对党人士的禁锢自从祖亲属以外的，全都得到撤销。
中平元年，黄巾贼人起兵造反，中常侍吕强报告皇帝说：“对党人的禁锢已经长久，人们心情多有怨恨。
如果长久不赦免宽恕，他们容易跟张角合谋，动乱越来越大，后悔也没法救了。”皇帝担心他说的情况，於是大赦私党人士，被诛杀流放的人家全都回到家乡。后来黄巾军势力逐渐强盛，朝廷内外分崩离析，法律条文荡然无存。
党人事件从甘陵、汝南开始，到李膺、张俭两人身上形成，天下遭到祸害二十多年，牵连到的各位人士都是天下的优秀人才。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中姓名事迹都有的，一起记载在这裏。陈蕃、窦武、王畅、刘表、度尚、郭林宗另外有传。
荀翌附在他祖父《荀淑传》中。张邈附在《吕布传》中。胡母班附在《袁绍传》中。
王考，字文祖，东平国寿张人，是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郡平丘人，是北海相；蕃向，字嘉景，鲁国人，是郎中；
王璋，字伯仪，东莱郡曲城人，是少府卿，这些人地位事迹都不显著。翟超，是山阳太守，事迹记载在《陈蕃传》，他的字和籍贯都不清楚。朱㝢，沛国人，跟杜密等人一起死在牢狱中。只有赵典仅仅记载他的姓名而已。
扩展资料：
后汉书由范晔编写：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人。
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
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
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出生在河南南阳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
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
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
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
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
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
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
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
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
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
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
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
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
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
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
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
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
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
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
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
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
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
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
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
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
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
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
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
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
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
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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