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汪曾祺学结尾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
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以及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
不要着急。
但是汪先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比如《复仇》，比如《鸡鸭名家》，比如《落魄》。实际上，汪先生早年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这种故事，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很少写这么跌高落重的东西了。他晚年的东西，尤其是小说，圆通融和了。
他的小说，有些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比如《八千岁》，那个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比如《金冬心》，小嘲弄了一把扬州八怪里的金农。《岁寒三友》则是恻隐里带温情。
反而是《皮凤三楦房子》，需要用到刻薄口吻时，他反而不那么游刃有余了。
他也写在北京生活所见的东西，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安乐林》，比如《讲用》。他写这些，驾轻就熟，不需多表。
但真正见功力的，也是他明显投注心力的，是他那些谈不上有情节的，纯粹叙述生活的小说。比如《茶干》，连万顺酱园的故事；比如《如意楼与得意楼》，简直就是把两个楼菜单讲完就结束了；比如《三姐妹出嫁》，就是把老人家和三个女婿家门说清就好了。
以及不朽的《受戒》——你去看，除了末尾那段，简直根本谈不上有故事情节。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他一定很喜欢张岱。
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我对一个人如何写出东西来的过程很感兴趣。如果看得足够多，你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变化。像早年，还有点锋芒毕露；到《鸡鸭名家》，已经开始温厚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还有起承转合的迹象。但到了《茶干》和《受戒》，斧凿痕迹没有了。这不代表他就是信手写出来的，只是说，功力到了。
至于他那些随笔，真就是功力到了之后，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不会显出用力痕迹了。
说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知乎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金瓶梅》里，西门大官人能吃能喝，花样百出。家常那些打卤面、闷猪头大油大腻之后，还炫耀“你做梦也梦不着的好东西”，所谓“衣梅”，杨梅用各种药料加蜜炼制过，薄荷橘叶包裹，大概清凉甜美吧。《儒林外史》里，严贡生吃云片糕，还讹诈船夫。后来喝问起来，船夫还老实报云片糕的配料，“瓜仁、核桃、洋糖、面粉”，可见那时候贩夫走卒也都吃得起这类小吃了。当然，算不算甜品得两说。
似乎大多数甜点，都少不了面粉、鸡蛋、奶油，以及诸般香草。逯耀东以为满、蒙人善做乳制品，所以连带着北方甜食都跟牛羊奶沾了边，花样百出。唐鲁孙说北京东来顺有道菜叫做“炸假羊尾”，蛋白打起泡来，裹细豆沙和面再炸，想起来大概取炸面的酥脆、细豆沙的沙感，以及蛋白之嫩吧。这就算是甜品发展到高端的境界了：单是甜润适口不够，要口感纷繁华丽，吃的就是个变幻莫测。比较天然的是老北京马连良们吃的河鲜冰碗，据说是一大碗里有藕有莲子有鸡头加冰汇总，实属天然，可惜如今这世道没处觅去。
我小时候，流行些顺口溜。意思可东摆西扭，只要押韵。比如，“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的老婆在杭州。”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不知道。比如，“鸡蛋鹅蛋咸鸭蛋，打死鬼子王八蛋。”我一直觉得这句唱错了，很可能原话是“手榴弹”。因为你给对手扔咸鸭蛋，简直是包子打狗。
高邮产咸鸭蛋，大大有名。我认识许多人，不知道高邮出过秦观和吴三桂，只知道“啊哟，咸鸭蛋！”可见传奇远而粥饭近。高邮是水乡，鸭子肥，蛋也就多，高邮人本身又善于腌咸鸭蛋，遂海内知名。
咸鸭蛋家腌起来并不难，但腌得蛋白不沙、蛋黄油酥，很靠手艺的。这和晒酱、做泡菜、腌萝卜干一样，瞧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这里腌鸭蛋，多是用黄泥河沙，有谁腌得不好，被人指责手臭了，就恼羞成怒，抱怨水土不好鸭子差，沙子不好不吃盐。
吃咸蛋分蛋白蛋黄。好咸鸭蛋，蛋白柔嫩，咸味重；蛋黄多油，色彩鲜红。正经的吃法是咸蛋切开两半，挖着吃，但没几个爸妈有这等闲心。一碗粥，一个咸蛋，扔给孩子：自己剥去。
咸蛋一边常是空头的，敲破了，有个小窝；剥一些壳，开始拿筷子挖里头的蛋白蛋黄。因为蛋白偏咸，不配粥或泡饭吃不下，许多孩子耍小聪明，挖通了，只吃蛋黄，蛋白和壳扔掉。家长看到，一定生气，用我们这里的话：
真是作孽啊！！
这两篇其实都是我写的，后一篇有人提过，有些像汪先生，前一篇就没有。
具体哪儿像呢？汪先生也写过咸鸭蛋，但我与他并无一字重复。
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一篇比前一篇，词藻运用更朴实，短句更多，有民间俗谚，有对小时候的细节回忆。所谓现在写字像汪先生的，其实大多都逃不过这几天：朴实字句、大量短句、对民间生活的平静陈述，这已经成为一种”汪曾祺符号“了。
以及——这是我唯一用的小技巧：
第二篇里有这么句：
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不知道。
汪先生也用过类似的套路：闲说着话，自问自答，然后过去了。这样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有”确实像在聊天“的氛围，以及调节文本节奏之用。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汪先生不着急，真的在跟人聊天。这就是他的节奏，这就是他的文气，这就是他跟其他人最不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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