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中失意与政治寄情于山水的事例 中国古代的文人多磨难~举几个失意诗人例子，再介绍一下！
事例：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隐居，创作了《饮酒》《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等不朽名篇，从中都可以看出作者志向。
李白
事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可透露出作者思想感情。
王维
事例：晚年无心仕途，专心向佛，寄情山水，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代表人物之一，与孟浩然和称“王孟”。
苏轼，柳宗元，欧阳修
古代文人常常寄情山水，原因何在？~
没有知音理解自己的志向和想法，山水气势磅礴，有感于大自然间山水包容万象，不知不觉中就以山水抒发自己心中远大的志向和博大的胸襟。
或者，也有一些有一定家底的颇有才华之士，空有抱负却无施展才华之境遇，对世俗中的事不再有过多指望，也不屑于与一帮功利之人为伍。然后隐居于山林，寄情于山水，过自己的逍遥自在的小日子。
一 道教文化促使文人寄情山水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土生土长”表现在与名山有着不解之缘,所谓”列仙之儒,居山泽间”.从而形成了道教的灵山崇拜。道教史学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分化和发展”,“改造和充实”的时期。曹魏以来,道教提倡修身养性,追求长生不老,希翼得道成仙.。魏晋南北朝时的人认为神仙居住在山中,因此众神毕集的灵山为人们所崇拜。五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灵山崇拜的主体。神州大地众山之中,惟五岳最尊,五岳诸山成为道士隐士，谢绝尘务,修身养性的理想之地,也成为了传授道书的地方。并且上层人士也信奉道教,名山还是国家祭祀制度中的对象。由于信奉道教这种社会风气的盛行,许多失意的文人他们为了在精神上找到一条出路也信奉了道教,这样的人王导,谢安,庾亮等。这批名士均出入玄儒,礼玄双修,真正是实践了“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玄”。从南宋开始,士族厌恶劳动,鄙绝庶务,不谋仕进,退隐山林大有人在,如王敬弘,王延之,谢惠连等等.他们退隐山林,与山林接触,无行中提升了源自原始形态的山崇拜文化。正因为道教的盛行,推动了对山的崇拜,从而促使了魏晋的文人纵情山水,名山成了他们精神避难的场所。二政治的原因迫使文人寄情山水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他们评定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并形成了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同时,在这一时期,政治异常黑暗,大量杀戮异己的知识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形成“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许多著名文人死在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由于不合理的“九品官人”制和极为黑暗的政治现实环境,使不少的文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保存自己的人身性命,不得不退回山水自然,以山水为友。就以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例:陶渊明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从小就有“猛志逸四海”的人生志向,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存的时代背景限制了他,宗室内部的残酷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祸乱,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了严重的不安全感,这就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面对权力斗争中卑污血腥的阴谋,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使“性本爱丘山”的人生志向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由半隐半官的生活道路走上了彻底的归隐,这其实是理想与现实无法调和的明智选择。他归隐山水之后,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并与农民有所接触,过一种闲适的农村生活,并在这样的生活中写下了不少的山水名篇,如>组诗,>,>等等，在这个时期,象他这样的文人还有很多,如谢灵运,阮籍等,这些文人纵情山水,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他们有意识的远离官场,远离政治,以求明哲保身,也因为他们这样的选择促进了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三 传统的隐逸精神引导文人寄情山水隐逸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政体和文化制度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许由,巢父,伯夷等为后代称道的隐士。入则为儒,治国平天下;出则为道,修身养性,成为中国文人的思想文化结构。从孔子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到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给仕途遭受挫折和不幸的文人找到了精神出路,找到了精神归宿,也给失意的文人找到了契合社会的现状的生活方式,既要明哲保身又要不与社会同流合污,因此,归遗隐的地点----山林,不仅是失意文人的栖身之地,更主要的是注入了他们的精神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政权极不稳定,在隐逸传统的影响下,大批文人遁迹山水以寻精神上的自由。嵇康>表现了诗人陶醉山林之中,留恋忘返的感情。这类山水诗文都以隐逸山林为乐,对山水形状,自然风光进行歌颂以及对自由精神的歌颂。而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将这种题材的诗文发展得更为成熟。陶渊明的归隐是“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厌世情结所致,是“性本爱丘山”的隐逸精神在召唤他。在>中写他归来后游赏之乐,田园之乐,家人相聚之欢。在田园,他尽情的享乐“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村美景,还找到了“采菊动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境界。田园中的任何风光都可以让他拿来比拟自己,如用松,竹,云等喻自己的孤傲品格。到他这个时候,归隐田园山水成为了失意文人的典范生活模式,从而形成了山水田园文化中的田园情结。陶渊明归隐和田园诗体现了隐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互动关系，隐逸山林,亲近自然为创作田园诗创造了条件,同时隐逸者所持的虚静,无为,无功,无名的人格节操也促成了文人田园审美观念的形成，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典型的隐逸群体”竹林七贤”。隐逸人格与自然山水的自然协调使隐逸文人纵情山水,山水的独特性也吸引了文人。四 传统园林艺术影响文人寄情山水中国的园林是很发达的,有皇家园林,也有民居园林。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Ž.可行, 可望, 可游, 可居,这就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可以发生交流,窗里都有必不可少的梅,兰,菊,竹,松,荷,这些或清冷幽香,或虚心有节,或不畏严寒,或挺拔凌云,或随遇而安的自然之物,正是中国传统文人高尚情操和淡泊明志的象征,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山水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中得到了充分显示。窗外的绿水青山经过窗子望去就是一幅画,人与自然就可以进行沟通交流。鲁迅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随着对山水自然美认识的深入,士大夫就把这种审美情趣付诸于实践,形成了依山傍水大兴建园造林之风。因此,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庄园为主的园林文化。动乱的社会现实促使文人将庄园文化与老庄思想相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作为南朝山水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谢灵运的部分山水诗歌就是在庄园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谢灵运的始宁庄园,会嵇别业都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他精心营造,把远景近景都摄如了园中。在>这样写道”葺骈梁于岩麓,栖孤栋于江源,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风而近畴,岭枕水而通迁”这种模仿自然山水的私家园林简中有深,淡中有雅,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带有融通山水自然的精神追求,在物质与自然的巧妙构建中获得精神上的消遣。尽管庄园文化带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但这种园林的建筑方式促使了文人纵情山水,为文人与自然的沟通提供了一种方式。这种建筑有利于促进山水文化的发展,是文人纵情山水的一个原因。五 战争及边塞诗的传统促使文人寄情山水战争引起文人接触边塞自然风光,从而留下了许多描写自然风光的边塞诗。边塞诗滥觞于先秦，>中的>>等等都是边塞诗的前身-----征戍诗，这些诗歌中已经有了描写自然风光的句子。战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极为常见的,也正这些战争使文人接触到了山水风光,曹操三父子就是战争使文人接触边塞风光的典型例子。>中描绘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丕的>中的“观兵临江水,水流河汤汤…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曹植的>写道“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写出了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这些都是由于战争使文人与自然山水接触,是文人寄情山水的又一例子。鲍照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他的边塞诗>写道“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写出了沙场的雄峻有力,渲染了悲壮的情调。在>中写道“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的景象。这些边塞诗都描写了自然山水风光,是边塞诗的传统促使后来的文人注意描写边塞风光,而到唐朝边塞诗成为了体现盛唐气象的主流创作之一。战争使文人有可能接触边塞山水,而征戍诗促使了文人对边塞自然风光的注意。六 南迁,北迁的人口流动导致了文人对家乡山水的思念由于战争和经济原因导致了人口的迁移。自汉魏以来,我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的向内地迁移,并且原来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迁到了南方的长江流域,但同时也有由南方迁到北方的人口,例如庾信和王褒就是从南方迁移到北方的文人.。庾信由于战乱逃往江陵,辅助梁元帝, 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 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即是被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但后来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惟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一方面庾信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到异常的礼遇,一方面又深切的怀念故土,为自己身在敌国而羞辱。他在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山水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在他的>中写道”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况父君在交河,妾在青波……”这些句子都写出了江南的山水风光。王褒的>写道”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y描写北方黄河的山水,黄河风起,木叶纷纷吹落,风景有似南方故国,但表达的却是对家乡山水的思念之情。综上所说,由于人口的流动导致文人背井离乡,使文人对家乡山水产生了思念,从而使中国迁移的文人寄情家乡山水。七 传统的游学宦游及魏晋形成的玄游为文人与自然的接触提供了条件游学和宦游是中国的一种求学传统，在《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带着学生游学的情况。古人也给我们留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警句。在古人的眼里知识不仅仅来自书本,还来自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大自然,因而旅游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中占据了比较重的位置。他们在旅游中认识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大自然中的青山绿水抚慰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将自己的情感倾泻于笔端,产生了大量描写山水的名篇佳作。在秦朝以前,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虽然在增强,但由于交通的限制,像孔子那样的大规模游学是极少的现象。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出游的动机增多,方式也多样,这种亲近大自然的行为本身就包含了文人寄情山水的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极为动乱,儒家的入世思想一蹶不振,出世的思想成为了时代的主流思想,同时还受到了当时玄学,道教哲学,佛教哲学的影响,就形成了老庄提倡的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儒家“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传统观念和“独善其身”的退隐山林的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的休闲旅游活动,道家的旷达逍遥,回归自然的思想为主题的玄游,入山修道,养身成仙为主题的仙游,于是留下了宦游者谢眺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的名句，有了鲍照的“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崖胜阻秋,万壑势迥萦”的佳句。文人的出游给文人接触自然寄情山水提供了可能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恐怖政治的压力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曹魏是时建功立业的恢弘气象和豪迈壮志在西晋时已经荡然无存,散落殆尽,代之而起的是焕发着浓郁的思辩和宗教色彩,让人在山水中超脱放灵魂于自然中净化的山水旅游活动-----玄游.在“魏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z的时代背景下,原先作为精神支柱和价值取向标准的儒家思想体系完全崩塌,人们把目光由现实生活转向了精神世界,幻想追求一种独立人格和超脱的意境,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他们痛恨现实政治和名教礼制,思慕老庄逍遥游,崇尚远离尘世而寄居山林,寄情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辞官隐世遁名,消淡玄虚,并在当时的社会上形成了这种玄游的风气。这种与自然山水的接触促使了文人寄情山水。玄游之风起自三国魏末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都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求个性解放,他们的行为常常表现为饮酒,服食,狂狷,崇尚隐逸和寄情山水,优游林下。阮籍登山河南开封的黄华山,眺望城阙楼台,疾愤王侯奢侈,写下了“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的警世之言。另一次,他游览苏门山之后,写下了>，表现了他抨击世俗,弘扬玄理的思想,推”逍遥浮世”的隐者为”大人”，讥“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君子为“裤虱”。而阮籍的好友刘伶主张“幕无席地纵意所如”,性嗜酒,纵情肆志,游风与阮籍相同。他在>中描写他所追求的境界是“兀然而醉,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署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犹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竹林七贤这些名士都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玄游之风的影响而寄情山水的。到南朝时,这种山水游风大涨,形成了“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气象。八 佛教思想的传入,为文人寄情山水提供了一种思想佛教思想最早是在汉魏之际传入我国的,西晋时依附玄学到东晋的玄佛合流后一跃成为南方社会最为活跃的,最有影响的,最受关注的主流思想文化.被称为”杰出的佛教诗人”-----谢灵运,他不仅仅是诗人,文学家，而且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山水诗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佛教思想的的具体体现。谢灵运的山水诗就是佛教影响文人寄情山水的典型例子。在他的作品中,对庄园式的山水进行了尽情的描绘,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一幅封闭的,纯美的,旖旎隽秀的庄园人工美景“其居也,左湖右江,往诸还汀.面山背阜,动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画,侧直齐平.近东则上田,下湖,西溪,南谷,石滂……近南则会以双六流,萦以三州.表里回游,离合山川……近西则杨,宾接峰,唐皇连纵.室壁带溪,曾孤临江……近北则耳巫结湖……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远南则松箴,栖鸟,漫石……远北则长江永归,巨海延纳”}这种人工山水的描写,简直就是佛教的极乐净土圣境.这些人工山水的描写,表明佛教影响了谢灵运,也影响了中国文人寄情山水。同时也是谢灵运的山水诗不同于其他文人山水诗的原因。 九、中国文人寄情山水顺应了楚文化及汉代抒情小赋的特点。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了古老的文化。提到楚文化，人们就会想起屈原创作的新诗体——楚辞。提到楚辞，我们就会想到它的代表作——〈〈离骚〉〉，它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对个人的不幸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的痛苦灵魂的自传。屈原在受到严重打击后，他寄情于象征自己高洁品格的自然山水：“饮木兰之露，餐菊花之英”，他在放逐期间所作的〈〈涉江〉〉，描绘了江南的风光：“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蚰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他抓住带有特征性的事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写出了深山密林的景象。正因为楚文化中这类风光的描写，成为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所以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屈原是中国典型的失意诗人形象，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形象，他失意时寄情山水的表达方式，影响了后代文人，也影响了后代文学。还有宋玉的〈〈九辨〉〉中是这样描写山水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寥粟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¼¼寂寥兮收潦而水清。”写出了自然山水的萧瑟。这些楚文化中的失意文人对自然山水的寄情，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后的中国文人寄情自然山水。 赋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文学样式。兴起于西汉前期，并成为汉代文学的主流。这种文学样式是通过精心安排美丽的文字，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这时期的汉大赋主要是为了顺应统治者的需求而夸张写景。到了西汉后期，以东汉前期为盛，赋这种文学样式开始反应作者自身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情怀。刘歆的〈〈遂初赋〉〉中这样描写山水道：“乩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¼¼风飙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¼¼”这种自然景物的描写已经不象〈〈上林赋〉〉那样夸张罗列，〈〈遂初赋〉〉的这种写景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到了东汉中期至后期，抒情小赋不断兴起，取代了大赋成为辞赋文学的主流趋势。这种抒情小赋不仅以抒情为中心，而且带有尖锐的批判性。东汉中后期辞赋的转变，为魏晋以后的辞赋文学奠定了基础。如〈〈东京赋〉〉中清新流丽的自然描写：“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崖¼¼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还有张衡的〈〈归田赋〉〉也是这类赋，并且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应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这类主观性寄情于自然山水的抒情小赋，直接影响了魏晋的创作，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寄情自然山水，这个影响可以以陶渊明为例子，他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受这种文学影响的结果。 十、战乱导致文人对生死的思考，从而导致文人对自然山水永恒的关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社会的动乱、政治的黑暗和儒学的崩溃，敏感的文人最先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和个人的无能为力，于是文人转向了自然山水，他们从自然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中来看待社会的动乱、虚伪、束缚、他们在自然中求得精神上的永恒与超脱。于是在陶渊明的诗《饮酒》之五中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在辞赋〈〈归去来兮辞〉〉中留下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名句，这些诗句都充分体现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在〈〈归园田居〉〉组诗第一首中留下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佳句，并且使自然山水显得悠邈、虚淡、静穆、平和。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提出了“总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人生观，道出他对归化自然的最终选择。这些都是面对战乱，文人无法把握个人命运而转向大自然中，求得永恒的例子。战乱促使文人转向自然山水，从而寄情山水。他们在自然山水中获得体悟，进而寄托生命于自然。十一、张扬个性与现实政治无法契合而直接促使文人寄情山水。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张扬个性，就要联系到秦汉时候的专制制度，秦朝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试图用愚民政治和严刑酷法来统治国家。到了汉朝，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读书成为儒生，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历史，确立了一套统治之术。儒家的统治思想完全控制了文人阶层。对于文人来说，儒教的伦理纲常成为天地间的最高原则，歌功颂德成为他们的应尽义务。高度集权的政策抑制了社会的思想自由。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迂腐的德行学问，僵死的礼仪规定根本被看不起，因而促使社会能够容纳各种非正统思想，曹操公然要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而对儒学感到厌倦的士人，利用老庄哲学标榜“自然”和“无为而治”等思想，要求摆脱传统的思想束缚。到了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对此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于是就纷纷宣称“越名教而认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公认批判儒家道德的虚伪性，是在对汉代的“独尊儒术”思想的反抗，这种思想的解放，意味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性的觉醒，而竹林七贤的任诞放达、不拘礼法则表现他们个性的张扬，在阮籍的散文〈〈大人先生传〉〉中，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达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儒家道德礼法的虚伪性，讽刺统治者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表达了他对伪善者的痛恨。嵇康的文章〈〈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达了嵇康断然与投靠司马氏的山巨源绝交，采取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态度，以无法忍受礼法的羁绊和俗务的纠缠为借口推脱任职，显示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并且要求对方尊重他的个性和志趣。这些有个性的文人，正是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觉醒，正是在张扬他们的个性，但是残酷的政治环境又不允许他们公然与统治集团对抗，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张扬个性，他们只有回归自然，与山水同悲同乐，与政治划清界线。尽管这个时期的文人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态度，不干涉任何政治，但嵇康这样的文人还是被杀害了，阮籍是活得痛苦不堪。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一方面是从“独尊儒术”的专制思想中解放出来，张扬个性，而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性命，逃避现实，避免与政治接触，在这样的夹缝中要生存，就只有与山水为友，把情感都寄托在自然山水上，以获得保全性命。十二、自然山水自身的魅力和蕴涵的深刻哲理与文人个性吻合。 中国是内陆农业国家，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社会就与山水接下了不解之缘，有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人们在繁衍生息中，领受到了自然山水的恩泽，感悟出了自然界的真谛。到了先秦，许多人便寄情于山水，因为山水的启迪使他们性情清灵，文思泉涌，便得出了这样一句俗话“有山有水便有诗”，于是在中国的上下五千年文化中，留下了无数有关山水的名诗佳句。有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有〈〈三国演义〉〉的开篇“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有晏殊的“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短知何处？”，有陆游“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总之，有太多太多。到底山水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古今文人呢？有人说山静，水动；有人说山阳，水阴；有人说山高傲，水谦逊﹍﹍总之山与水相互依靠，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有山，在文人的眼中水有阴柔的美，而山则代表了刚强，总之山与水都已经被人们赋予了灵魂，而它的灵魂也只有靠近它的文人才懂得，也因为山与水的包容与博大，才使无数失意的文人愿意靠近水，投入山的怀抱，将山与水作为逃避现实尘俗的隐逸场所，将山与水作为安慰自己灵魂的知己，是山与水消解了文人的悲剧意识，是山与水实现了文人异于“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人生价值。正因为山水的这些特点，才吸引了无数文人，才使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歌咏山水的诗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也许文人就是山水的仙与龙，也许没有山水，也不会有仙与龙；也许没有仙与龙，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是山水孕育了文人，是文人写活了山水，山水与文人成为了互动关系。 我们探索了在魏晋南北时期，中国文人为何寄情山水，有传统的原因——隐逸精神、道家精神、游学、宦游、楚文化等等，也有时代原因——战争、政治异常黑暗、人口的迁移等等，也还有自然山水自身的魅力和所蕴涵的深刻哲理的原因。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个方面都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文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用不同的方式自觉地接触自然，融入自然，开创了山水诗派和田园诗派，在中国的文坛上留下了许多描写自然山水的不朽的名篇佳作。
柳永
白衣卿相柳永（987年—1053年），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柳词内容有三类：
描写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风尚，《望海潮》最为有名。这是一首最早出现的，由文人创作的长调慢词，它形象地描绘出钱塘江的秀美景色和繁华富庶。
描写男女情爱。这类词中有表现下层人民不幸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的，如《定风波》，有写妓女悲苦和她们对轻薄男子怨恨的，如《少年游》，有写妓女渴望自由、渴望真正爱情生活的，如《迷仙引》。
江湖落拓的感慨是他词作的另一重要内容。
生平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佑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曾授屯田员外郎，又称柳屯田。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柳永一生都在烟花柳巷里亲热唱和，大部分的词诞生在笙歌艳舞、锦榻绣被之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轶事
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北宋仁宗曾批评他：“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将名字抹去。柳永自称：“奉旨填词。”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据说完颜亮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称赞杭州之美：“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并且柳词可分俚、雅两派。
风流才子柳永的沉沦
评说柳永，不管你怎样看待，也得承认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李白有才气，苏轼也风流。若要也才子，也风流，且把才气与风流玩得出云入画，游刃有余。恐怕李白与苏轼是难以望及柳永的项背。
柳永不仅是个风流才子，还是个屡试不中的补习生，常喝常醉的酒鬼，出没秦楼楚馆的浪子，仕途坎坷的小官，“奉旨填词”的专业词人，浪迹江湖的游客，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歌楼妓女的铁哥，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惹怒皇帝的笨蛋，不修边幅的小丑，敢恨敢爱的汉子，无室无妻的光棍，创新发展宋词的巨匠。
想起柳永，自然会想起那流传千古的佳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仿佛看到江南秋色如染，烟柳画桥下水天一色。风帘翠幕里十万人家。重湖映青山，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云树绕堤沙，有兰舟催发。斜阳里，寒蝉凄切。满腔离愁的柳永正对着前来送行的两三个姑娘惜惜话别。泪眼看着泪眼，柳永低吟长诉：“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地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写得漂亮极致，情抒得极致漂亮。柳永的笔头流淌着阳光、春雨、丹青。他描绘的江南有声有色，有情有韵有味，让身处江南的才子也心驰神往。柳永的心头有天真稚气，柔情似水，激情似火。平仄声里，如杜鹃啼血，如秋雨打萍，溅得宋词好婉约。
也许是应了“文章憎命达”的条律，柳永的一生太倒霉。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按说，补习补习，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可不服输的柳永就是沉不住气，由着性子写了首牢骚极盛而不知天高地厚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姿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落榜了，不好好反思自己，却要说皇帝没有发现自己，政府遗漏了贤才。明明是一介布衣，偏偏要说自己是才子词人，是没有穿官袍的高官。特别让当局难以容忍的是结尾的一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年轻人真有些狂。自己落了榜，不知丢人伤面子，还故作清高，换什么“浅斟低唱”。
发牢骚的柳永只图一时痛快，压根没有想到就是那首《鹤冲天》铸就了他一生辛酸。落榜后的后生写了几句调皮的诗句本没有什么。问题是你不是一般的后生，你是柳永，你柳永的词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就有人吟。柳永不知自己的名字和词作已经覆盖了远近的市井巷陌，楼堂馆所；不知道那带有磁性的词句和清新的韵律已经征服了天下的歌迷和追星族。更不知道，在某些阴暗的角落，有人在窥视他的行迹，有人在分拆他词作中的不安定因素。
几本关于柳词的书
没有几天，柳永的《鹤冲天》就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反复看者，吟着，越读越不是滋味，越读越恼火。特别是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真是 刺到了宋仁宗的痛点上。三年后，柳永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了几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仁宗皇帝在名册薄上看到“柳永”二字时，龙颜大怒，恶恨恨抹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对手太强大了。被除名的柳永咽泪装欢，玩世不恭地扛着“奉旨填词”的御批招牌，浪迹江湖。深入歌楼舞场，堂而皇之地贯彻落实仁宗的圣旨，夜以继日地“浅斟低唱”。这一招，也够毒。他玩得皇帝羞辱难堪，喘不过气。
“奉旨填词”的柳永，玩着御批的“浅斟低唱”，竟反打正着的玩成了走红的大腕级巨星，玩出了响当当的名牌效应。最难得的是，歌舞场的辛酸和旅途的风雨成就了柳永的不朽和宋词的辉煌，奠基了他独树一帜的悲壮人生。这是柳永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秦楼楚馆，舞女歌伎，是个很资深又很敏感的话题。达官显贵，正人君子们凭着权势纸醉金迷在秦楼楚馆，醉生梦死在舞女歌伎群中。因为权力，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应该的。可转过身，回到殿堂、公馆，穿上官袍，带上乌纱，他们又以传统道德守护者的身份，污蔑，漫骂自己曾经作践过、蹂躏过的舞女歌伎，以显自己的文明儒雅，正人君子。柳永不同，也可能惟有柳永不同。他以善良、真挚的同情心体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他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和舞女歌伎做朋友，以满腔的真情温暖那些冷冰冰的心、滴血的灵魂。在世人泼满污水的地方，柳永看到了大宋王朝骨子里的污浊，看到崇高掩盖下的卑鄙。最肮脏，最卑鄙的地方，不是秦楼楚馆，而是富丽堂皇的宫殿。
直面生活，柳永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口无遮拦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在《昼夜乐》中写到：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凭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御街行》有句：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唯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
《凤梧桐》写到：独倚危楼风细细，望及离愁，黯黯生无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会得凭栏意，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况伊销得人憔悴。
……
真情，真爱，真词，真男人。
敢写，敢唱，敢为，敢叛逆。
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甜甜蜜蜜切切绵绵，难得的真情，传奇般的故事。在那充满着污浊，虚伪，欺骗，残暴的社会里，莫要说柳永为舞女歌伎们写词写曲，他们就是热烈地拥抱，疯狂地相爱，也是崇高的，清洁的，灿烂的。要说这就是柳永的沉沦，那么，这种沉沦太美了，太精彩了。它足使天下那些在权势和金钱的床单上进行的男欢女爱黯然失色。
“正人君子”们骂柳永沉沦，是因为柳永爱烟花巷。那么“正人君子”们真的就没有去过烟花巷吗？他们又是何等的德行，何等的禽兽。确实也有没去过烟花巷的正人君子。那么，他们在烟花巷之外就没有干过烟花巷的事吗？或者说，他们灵魂深处就没有对烟花巷的向往吗？有几个“正人君子”敢说不。
是清是浊，是黑是白，问题不在事情的本身，关键是要看是谁所为。权势，是权势者的魔杖，它可指鹿为马，可化腐朽为神奇。它对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凭柳永的智慧和才华，完全可以为自己争得一些权势和名利。可犯傻的柳永就是不开窍，偏偏背离权势而亲近下层的歌女舞伎。
藐视权贵的大诗人李白，灵魂深处太想当官了。在《与韩荆州书》中肉麻地写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拍马拍到如此精湛和富有艺术色彩，真是非李白莫属了。后来跟着永王邻起事，差点丢了诗人的命。诗圣杜甫，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也非常想当官。冒着安史之乱的枪林弹雨，穿着麻鞋，跋涉几百里，追赶逃难的唐玄宗，其忠实，其理想可见一斑。就是高傲的王维先生，虽栖身终南山，心却在长安城中，时刻窥视着吏部的动静。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曲线的官场捷径。也清高，也实惠，也不用行贿。牛耳级的诗人，文人，端着酒杯，挥起笔墨，慷慨激昂地蔑视权贵，骄傲清高得像云中的白鹤，把世人玩的高山仰之，眼花缭乱，称仙称圣。压根看不到仙们圣们六根未净，抵不住权势名利的诱惑，砸不烂世俗红尘的枷锁，割舍不了长在自己心头角落里的毒瘤赘疣。铿锵而清高的言词下潜藏着比普通老百姓更大的官瘾和对权势的贪婪。
应该承认，屡试屡败的柳永也无法结扎了自己对仕途的向往之情。然而，与李白、杜甫的执着卖力，完全彻底地愿意搭着性命而献身官场的状态相比，柳永本能的“向往之情”也就微不足道了。在名利的试金石前、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一流的，口碑很好的大师、大家们绝对输给了沉沦者——柳永。
对官场自作多情，千方百计想挤进官场的文人，若不脱胎换骨地去无耻，去污浊，是很难与官人为伍的，也很难登上自己的理想之舟。一厢情愿地想当官的李白，官没当上，反而被流放夜郎。人死后，身边连一个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够凄凉，够惨。终生效忠于朝廷，任劳任怨的杜甫最后竟死在一叶小船上，够可怜，够悲。而远离官场的柳永，虽无儿无女，却死在市民百姓和歌女们断肠的哭声中。歌女们把柳永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也很气派。为了纪念柳永，每年逢柳永的忌日，歌女们还要集中在一起召开“吊柳会”。柳永的死，虽没有人说他重如泰山，却是难得的幸福和温馨。风流才子，生生死死都风流。
千百年来，敢如此沉沦的惟有柳永，沉沦到如此精彩的也只有柳永。
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 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病疹发背，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赞叹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
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很狭隘。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虽远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
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杜甫说他、"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又赞叹他"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皮日休则称："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北齐美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眺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郢州孟亭记》）其抒情之作，如《岁暮归南山》、 《早寒江上有怀》、 《与诸子登岘山》、《晚泊浔阳望庐山》、《万山潭作》等篇，往往点染空灵，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蕴藉深微，挹之不尽。严羽以禅喻诗，谓浩然之诗"一味妙悟而已"（《沧浪诗话·诗辨》）。清代王士碌推衍严氏绪论，标举"神韵说"，宗尚王孟，曾举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一诗作为范本，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分甘馀话》） 盛唐田园山水诗，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有着新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诗派。其代表作家中以孟浩然年辈最长,开风气之先,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唐音癸签》引《吟谱》语）。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联，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并列，成为摹写洞庭壮观的名句。清代潘德舆曾指出："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然而这在孟诗中毕竟不多见，不能代表其风格的主要方面。总的说来，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苏轼说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是颇为中肯的。
孟襄阳虽为唐山水诗之始作俑者，然其成就却居王维下，何也？一 因其才气不殆，二因其诗意常未若王维高远。孟浩然一生不仕，心有不 甘，此情多发之于诗，令其诗每有寒俭处。而王摩诘一生出仕入仕，几 经周折，于世情之变体味颇深，此情发之于诗，则往往意趣清远，无迹 可寻。
虽则，孟诗亦自有其过人处。其诗之淡远处，既上继陶潜余绪，又 不减王维。如"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 舟"等句，真可谓"清空自在，淡然有余"，不愧山水诗中之佳制也。
天宝四载(745)宜城王士源辑录孟浩然诗，得218首，其书已佚。现在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263首，较王本多45首，其中窜入有别人的作品。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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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6989713)： 魏无忌(?-前243年),魏昭王少子,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因安厘王元年(公元前276年)被封于信陵,所以后世皆称其为信陵君. 魏无忌处于魏国走向衰落之时,他效仿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的辅政方法,延揽食客,养士数千人,自成势力.他礼贤下士、急人之困,曾在军事上两度击败秦军,分别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 但屡遭魏安厘王猜忌而未能予以重任.公元前243年信陵君因伤于酒色而死,十八年后魏国被秦所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