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专利权侵权诉讼时效中的“得知或应当得知” 专利侵权案件的诉讼时效是怎么样的？
什么是“得知或应当得知”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得知”表明了权利请求人（以下将用“权利请求人”来统指专利权人和利害关系人）已经知道了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也即专利法所称的侵权行为[1]，而“应当得知”则表明权利请求人并不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但依照常理推断其理应知道，法律即认为他“应当得知”，尽管权利请求人实际上可能确实不知道，但这种事实上的不知道往往是权利请求人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故被法律所有意地忽略。
“得知”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权利请求人是否得知某一侵权行为的存在，严格地讲，只有权利请求人本人最清楚，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也不能替权利请求人做出回答。但是，这并不是说，“得知”就完全是一个虚无缥缈、局外人根本无从把握的概念。“得知”表明了权利请求人的某种内心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通过某些外在行为表现出来，从而为他人所感知，他人正是凭借这种感知来推断权利请求人的“得知”。
“应当得知”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甚至比“得知”的主观性还强（但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得知”往往更容易举证），因为它在“得知”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同样具有很强主观性的“应当”这样一个概念。具体来讲，“应当得知”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⑴它表明行为人没有得知；⑵行为人本来是可以得知的；⑶造成行为人本来可以得知却未能得知这一后果，是基于行为人自己的原因。也就是说，行为人本来是可以得知某一侵权行为的存在的，但却由于其自身的某些原因，致使其未能够得知该侵权行为的存在。
“应当得知”既然是一个主观概念，它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的某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常常会通过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并为他人所触知，而他人正是凭借这种触知去了解、探询和判断行为人的这种主观心理状态。例如，在一个案例中，被告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大量销售在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那么，原告就不能以不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作为其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事由。因为，根据被告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大量销售在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这一事实，任何一个正常的、合理的人都可以推断出原告是有足够的或者充足的机会知道被告的侵权行为，至少是应当知道该侵权行为。这就足够了。至于原告是否真的知道该侵权行为的存在，反倒显得不太重要了。如果原告确实不知道该侵权行为，恰恰表明原告自身的过失和对切身权利的漠视，就象法谚所明示的那样“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过错”，法律也就无必要对这样的过于粗心大意的权利人提供保护了。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有无必要既规定“得知”，又规定“应当得知”？考察国外的相关法律，可以发现，《联邦德国实用新型法》第24C条的用语是“得知”，而没有“应当得知”的字样，《加拿大统一商业秘密法草案》第13（1）条的用词是“被发现”，“尽了合理注意应该发现”， “被发现”相似于我国法律的“得知”，而“尽了合理注意应该发现”就相似于我国法律的“应当得知”，这类似于我国法律的用语。笔者赞成现行法律的用语，即规定“得知”和“应当得知”，是完全必要的，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如果被告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原告已经“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而一直怠于行使权利致使其诉讼时效已过，自然是再好不过的抗辩事由，但这给被告提出了较高的举证责任。由于“得知”更多的是主观性浓烈的概念，这种较高的举证责任往往使被告感到难以胜任，于是，让被告承担原告“应当得知”的举证责任，相对就容易些了。被告只要能够证明有足够的事实足以表明原告作为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人理应知道其行为即可，至于原告在事实上是否知道，就不必再举证了，这大大减轻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有利于促使原告关心和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如上例中，被告只要能证明他确实是未经原告合法授权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将这种产品大量销售，而且这种销售也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那么，根据常识性的推断，任何一个正常的理性人（包括原告）处在原告的位置，就可以得知，至少是应当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可见，“得知”要求被告就其抗辩事由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而“应当得知”则只要求被告承担相对较低的举证责任，当被告无法证明原告已经“得知”被告的行为时，由被告承担原告“应当得知”的举证责任，无疑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得知”或“应当得知”的对象：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人？抑或二者？
我国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都明确地规定，“得知”和“应当得知”的只是“侵权行为”。[2]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权利请求人得知侵权行为后，在两年之内却无法得知侵权行为人时，如何处理？原告能起诉吗？如何起诉？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起诉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据此，权利请求人显然是无法请求人民法院的保护的。
在专利侵权中，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一国或者地区的市场通常是很巨大的，权利请求人往往难以时刻监测着瞬夕万变的市场，故能发现侵权行为，已属不易了，要权利请求人在发现侵权行为的同时，抓住侵权人，就更不是那么容易了，尤其是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种趋势，跨国贸易已相当普遍的情况下，权利请求人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那么顺利地逮住侵权人，查出侵权人姓甚名谁，是何路财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权利请求人发现侵权行为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侵权产品来推测、证实侵权行为的存在，然后再去查找侵权行为人。当市场上出现与专利产品或者与利用专利技术生产的产品完全或基本一样的某种产品时，先判断这些产品是否为专利权人或经其合法授权正当生产的产品，如果不是，则可推定侵权行为的存在。按照我国的专利法，权利请求人的诉讼时效此时即开始计算。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时权利请求人还不知道侵权人是谁，根本就无法起诉，但诉讼时效却已无情地开始计算了。这对权利请求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是将此时并不能实现的权利慷慨地赋予权利请求人，说的极端些，这甚至体现了法律对权利请求人的侮辱。
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联邦德国实用新型法》第24C条的规定是：侵权诉讼时效为三年，自权利请求人得知侵权行为和侵权人之日起计算。可见，德国法要求权利请求人得知的对象为“侵权行为和侵权人”。和我们的专利法比较，可以发现，在联邦德国，权利请求人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是他知道“侵权行为和侵权人”之日，如果他仅知道存在侵权行为，没关系，他可以成从容地寻找侵权行为人。而依据我国的法律，权利请求人就没那么从容了，一旦知道了侵权行为的存在，其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了，那么，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查明侵权人，而且必须在两年内找到侵权人并正确地向法院起诉，否则，就别再指望司法机关的保护了。这使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我们的法律究竟保护的是谁的利益。
笔者以为，“得知”或“应当得知”的对象应是侵权行为和侵权人两者。如果仅知道侵权行为而不知侵权人，那么，权利请求人将因为并不知道具体的侵权人而致使其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成为纸上空文；如果仅知道侵权行为人而无法查实其侵权行为，又可不可以呢？严格地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这种说法本身是不符合逻辑的：既然无法查实侵权行为，又如何查实实施侵权行为的主体即侵权人呢？如果已经查实了侵权行为人，那么，从法律的角度讲，查实的依据就应该是该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并且这种行为也同样被查证属实。因此，权利请求人在无法查实侵权行为就已经知道侵权行为人的说法是不妥的，最多可以说权利请求人知道的是“侵权行为嫌疑人”（准侵权行为人）。事实上，即使是确定“侵权行为嫌疑人”，也是以“侵权行为嫌疑”为依据的。如果“得知”或“应当得知” 的对象仅是侵权行为嫌疑人而还未查实其具体的侵权行为就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其结果与将侵权行为规定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对象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根本不利于对合法权利的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之一是，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如果权利请求人还未查实其所谓的侵权行为，又何来该法所要求的“事实、理由”呢？故，仅仅将侵权行为或侵权行为人规定为“得知”或“应当得知”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计算时效是不妥的，是片面的，并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准确地说，“得知”或“应当得知”的对象是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在权利请求人“得知”或“应当得知”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法律所赋予的诉权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诉讼时效的起算才具有意义。
[1] 严格说来，权利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到底是侵权行为这一事实状态呢还是侵权行为人这一行为主体，抑或二者，是一个不无争议的话题，这也是本文的下一个部分将探讨的问题，故在这一部分，笔者暂依《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将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描述为“侵权行为”。
[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7条。
诉讼时效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查明的事实，即使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人民法院也必须查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我国《专利法》第62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但在具体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何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衣过诉讼时效，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准确判断原告自何时起得知或者应当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之日是计算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起点，也是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时必须查明的事实。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被告侵权行为?如何判别这种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对象是什么?是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人?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什么是得知或应当得知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得知表明了权利请求人(以下将用权利请求人来统指专利权人和利害关系人)已经知道了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也即专利法所称的侵权行为[1]，而应当得知则表明权利请求人并不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但依照常理推断其理应知道，法律即认为他应当得知，尽管权利请求人实际上可能确实不知道，但这种事实上的不知道往往是权利请求人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故被法律所有意地忽略。
得知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权利请求人是否得知某一侵权行为的存在，严格地讲，只有权利请求人本人最清楚，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也不能替权利请求人做出回答。但是，这并不是说，得知就完全是一个虚无缥缈、局外人根本无从把握的概念。得知表明了权利请求人的某种内心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通过某些外在行为表现出来，从而为他人所感知，他人正是凭借这种感知来推断权利请求人的得知。
应当得知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甚至比得知的主观性还强(但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得知往往更容易举证)，因为它在得知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同样具有很强主观性的应当这样一个概念。具体来讲，应当得知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⑴它表明行为人没有得知;⑵行为人本来是可以得知的;⑶造成行为人本来可以得知却未能得知这一后果，是基于行为人自己的原因。也就是说，行为人本来是可以得知某一侵权行为的存在的，但却由于其自身的某些原因，致使其未能够得知该侵权行为的存在。
应当得知既然是一个主观概念，它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的某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常常会通过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并为他人所触知，而他人正是凭借这种触知去了解、探询和判断行为人的这种主观心理状态。例如，在一个案例中，被告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大量销售在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那么，原告就不能以不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作为其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事由。因为，根据被告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大量销售在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这一事实，任何一个正常的、合理的人都可以推断出原告是有足够的或者充足的机会知道被告的侵权行为，至少是应当知道该侵权行为。这就足够了。至于原告是否真的知道该侵权行为的存在，反倒显得不太重要了。如果原告确实不知道该侵权行为，恰恰表明原告自身的过失和对切身权利的漠视，就象法谚所明示的那样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过错，法律也就无必要对这样的过于粗心大意的权利人提供保护了。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有无必要既规定得知，又规定应当得知?考察国外的相关法律，可以发现，《联邦德国实用新型法》第24C条的用语是得知，而没有应当得知的字样，《加拿大统一商业秘密法草案》第13(1)条的用词是被发现，尽了合理注意应该发现， 被发现相似于我国法律的得知，而尽了合理注意应该发现就相似于我国法律的应当得知，这类似于我国法律的用语。笔者赞成现行法律的用语，即规定得知和应当得知，是完全必要的，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如果被告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原告已经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而一直怠于行使权利致使其诉讼时效已过，自然是再好不过的抗辩事由，但这给被告提出了较高的举证责任。由于得知更多的是主观性浓烈的概念，这种较高的举证责任往往使被告感到难以胜任，于是，让被告承担原告应当得知的举证责任，相对就容易些了。被告只要能够证明有足够的事实足以表明原告作为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人理应知道其行为即可，至于原告在事实上是否知道，就不必再举证了，这大大减轻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有利于促使原告关心和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如上例中，被告只要能证明他确实是未经原告合法授权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将这种产品大量销售，而且这种销售也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那么，根据常识性的推断，任何一个正常的理性人(包括原告)处在原告的位置，就可以得知，至少是应当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可见，得知要求被告就其抗辩事由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而应当得知则只要求被告承担相对较低的举证责任，当被告无法证明原告已经得知被告的行为时，由被告承担原告应当得知的举证责任，无疑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国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都明确地规定，得知和应当得知的只是侵权行为。[2]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权利请求人得知侵权行为后，在两年之内却无法得知侵权行为人时，如何处理?原告能起诉吗?如何起诉?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起诉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荽耍�ɡ�肭笕讼匀皇俏薹ㄇ肭笕嗣穹ㄔ旱谋；さ摹?
如何理解专利权侵权诉讼时效中的“得知或应当得知~
内容提要：诉讼时效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查明的事实，即使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人民法院也必须查明原告诉讼时效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查明的事实，即使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人民法院也必须查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我国《专利法》第62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但在具体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何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衣过诉讼时效，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准确判断原告自何时起“得知或者应当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之日是计算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起点，也是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时必须查明的事实。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被告侵权行为？如何判别这种“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对象是什么？是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人？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一、如何判别“得知或应当得知”什么是“得知或应当得知”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得知”表明了权利请求人（以下将用“权利请求人”来统指专利权人和利害关系人）已经知道了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也即专利法所称的侵权行为[1]，而“应当得知”则表明权利请求人并不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但依照常理推断其理应知道，法律即认为他“应当得知”，尽管权利请求人实际上可能确实不知道，但这种事实上的不知道往往是权利请求人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故被法律所有意地忽略。“得知”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权利请求人是否得知某一侵权行为的存在，严格地讲，只有权利请求人本人最清楚，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也不能替权利请求人做出回答。但是，这并不是说，“得知”就完全是一个虚无缥缈、局外人根本无从把握的概念。“得知”表明了权利请求人的某种内心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通过某些外在行为表现出来，从而为他人所感知，他人正是凭借这种感知来推断权利请求人的“得知”。“应当得知”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甚至比“得知”的主观性还强（但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得知”往往更容易举证），因为它在“得知”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同样具有很强主观性的“应当”这样一个概念。具体来讲，“应当得知”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⑴它表明行为人没有得知；⑵行为人本来是可以得知的；⑶造成行为人本来可以得知却未能得知这一后果，是基于行为人自己的原因。也就是说，行为人本来是可以得知某一侵权行为的存在的，但却由于其自身的某些原因，致使其未能够得知该侵权行为的存在。“应当得知”既然是一个主观概念，它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的某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常常会通过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并为他人所触知，而他人正是凭借这种触知去了解、探询和判断行为人的这种主观心理状态。例如，在一个案例中，被告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大量销售在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那么，原告就不能以不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作为其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事由。因为，根据被告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大量销售在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这一事实，任何一个正常的、合理的人都可以推断出原告是有足够的或者充足的机会知道被告的侵权行为，至少是应当知道该侵权行为。这就足够了。至于原告是否真的知道该侵权行为的存在，反倒显得不太重要了。如果原告确实不知道该侵权行为，恰恰表明原告自身的过失和对切身权利的漠视，就象法谚所明示的那样“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过错”，法律也就无必要对这样的过于粗心大意的权利人提供保护了。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有无必要既规定“得知”，又规定“应当得知”？考察国外的相关法律，可以发现，《联邦德国实用新型法》第24C条的用语是“得知”，而没有“应当得知”的字样，《加拿大统一商业秘密法草案》第13（1）条的用词是“被发现”，“尽了合理注意应该发现”， “被发现”相似于我国法律的“得知”，而“尽了合理注意应该发现”就相似于我国法律的“应当得知”，这类似于我国法律的用语。笔者赞成现行法律的用语，即规定“得知”和“应当得知”，是完全必要的，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如果被告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原告已经“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而一直怠于行使权利致使其诉讼时效已过，自然是再好不过的抗辩事由，但这给被告提出了较高的举证责任。由于“得知”更多的是主观性浓烈的概念，这种较高的举证责任往往使被告感到难以胜任，于是，让被告承担原告“应当得知”的举证责任，相对就容易些了。被告只要能够证明有足够的事实足以表明原告作为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人理应知道其行为即可，至于原告在事实上是否知道，就不必再举证了，这大大减轻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有利于促使原告关心和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如上例中，被告只要能证明他确实是未经原告合法授权长期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生产某种产品，并长期将这种产品大量销售，而且这种销售也包括原告所在地的区域，那么，根据常识性的推断，任何一个正常的理性人（包括原告）处在原告的位置，就可以得知，至少是应当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可见，“得知”要求被告就其抗辩事由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而“应当得知”则只要求被告承担相对较低的举证责任，当被告无法证明原告已经“得知”被告的行为时，由被告承担原告“应当得知”的举证责任，无疑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二、“得知”或“应当得知”的对象：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人？抑或二者？我国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都明确地规定，“得知”和“应当得知”的只是“侵权行为”。[2]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权利请求人得知侵权行为后，在两年之内却无法得知侵权行为人时，如何处理？原告能起诉吗？如何起诉？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起诉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据此，权利请求人显然是无法请求人民法院的保护的。在专利侵权中，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一国或者地区的市场通常是很巨大的，权利请求人往往难以时刻监测着瞬夕万变的市场，故能发现侵权行为，已属不易了，要权利请求人在发现侵权行为的同时，抓住侵权人，就更不是那么容易了，尤其是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种趋势，跨国贸易已相当普遍的情况下，权利请求人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那么顺利地逮住侵权人，查出侵权人姓甚名谁，是何路财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权利请求人发现侵权行为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侵权产品来推测、证实侵权行为的存在，然后再去查找侵权行为人。当市场上出现与专利产品或者与利用专利技术生产的产品完全或基本一样的某种产品时，先判断这些产品是否为专利权人或经其合法授权正当生产的产品，如果不是，则可推定侵权行为的存在。按照我国的专利法，权利请求人的诉讼时效此时即开始计算。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时权利请求人还不知道侵权人是谁，根本就无法起诉，但诉讼时效却已无情地开始计算了。这对权利请求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是将此时并不能实现的权利慷慨地赋予权利请求人，说的极端些，这甚至体现了法律对权利请求人的侮辱。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联邦德国实用新型法》第24C条的规定是：侵权诉讼时效为三年，自权利请求人得知侵权行为和侵权人之日起计算。可见，德国法要求权利请求人得知的对象为“侵权行为和侵权人”。和我们的专利法比较，可以发现，在联邦德国，权利请求人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是他知道“侵权行为和侵权人”之日，如果他仅知道存在侵权行为，没关系，他可以成从容地寻找侵权行为人。而依据我国的法律，权利请求人就没那么从容了，一旦知道了侵权行为的存在，其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了，那么，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查明侵权人，而且必须在两年内找到侵权人并正确地向法院起诉，否则，就别再指望司法机关的保护了。这使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我们的法律究竟保护的是谁的利益。笔者以为，“得知”或“应当得知”的对象应是侵权行为和侵权人两者。如果仅知道侵权行为而不知侵权人，那么，权利请求人将因为并不知道具体的侵权人而致使其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成为纸上空文；如果仅知道侵权行为人而无法查实其侵权行为，又可不可以呢？严格地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这种说法本身是不符合逻辑的：既然无法查实侵权行为，又如何查实实施侵权行为的主体即侵权人呢？如果已经查实了侵权行为人，那么，从法律的角度讲，查实的依据就应该是该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并且这种行为也同样被查证属实。因此，权利请求人在无法查实侵权行为就已经知道侵权行为人的说法是不妥的，最多可以说权利请求人知道的是“侵权行为嫌疑人”（准侵权行为人）。事实上，即使是确定“侵权行为嫌疑人”，也是以“侵权行为嫌疑”为依据的。如果“得知”或“应当得知” 的对象仅是侵权行为嫌疑人而还未查实其具体的侵权行为就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其结果与将侵权行为规定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对象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根本不利于对合法权利的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之一是，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如果权利请求人还未查实其所谓的侵权行为，又何来该法所要求的“事实、理由”呢？故，仅仅将侵权行为或侵权行为人规定为“得知”或“应当得知”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计算时效是不妥的，是片面的，并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准确地说，“得知”或“应当得知”的对象是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在权利请求人“得知”或“应当得知”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法律所赋予的诉权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诉讼时效的起算才具有意义。[1] 严格说来，权利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到底是侵权行为这一事实状态呢还是侵权行为人这一行为主体，抑或二者，是一个不无争议的话题，这也是本文的下一个部分将探讨的问题，故在这一部分，笔者暂依《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将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描述为“侵权行为”。[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7条。
专利权是发明创造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特定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那么专利侵权的诉讼时效是多久呢?虽然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一般民事侵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但是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专利法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的诉讼时效;根据《专利法》第68条规定的：“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授权前的发明技术使用费发明专利的一项特殊之处是，授权前的临时保护，由于发明专利实行“提前公布、实质审查”，一项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起满18个月即行公布，这时其他单位或个人完全可以实施公开的发明技术，这种行为在授权之前不视为侵权。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八条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他人使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笪芸莫# 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侵权的诉讼时效是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的什么时间?
(15181431856)： 得知或应当得知之日起两年内.
#笪芸莫# 专利侵权案件的诉讼时效是怎么样呢?
(15181431856)：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之前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权利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他人使用其发明创造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
#笪芸莫# 发明专利权的时效是什么 -
(15181431856)： 1、中国专利法第42条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 2、专利法所称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3、申请专利保护期限要注意,使用他人专利期限一定要向专利...
#笪芸莫# 专利侵权诉讼时效
(15181431856)： 我国《专利法》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2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
#笪芸莫# 从权利被侵害时算诉讼时效与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有何不同
(15181431856)： 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诉讼时效,若权利人的权利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侵害,就很难保证当权利人知道权利受损时仍处于诉讼时效内,不利于权利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对权利人更为公平.若在此情况下,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内维权,那么就属于放弃自己的权利,权利人应当自己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
#笪芸莫# 关于诉讼时效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
(15181431856)： 诉讼或者仲裁时效是指权利人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决争议,保护其权益而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法定期限.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尽早行使权利,尽快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一般的合同纠纷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
#笪芸莫#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是多久?
(15181431856)： 归纳如下:(一)超过二年的起诉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往往是连续的,有时甚至是断断续续的.如果从专利权人得知或应当得知侵权行为起二年内,专利权人未主张权利,...
#笪芸莫# 与专利侵权诉讼有关的问题是什么?
(15181431856)： 与专利侵权诉讼有关的问题如下: 一、专利侵权案件的管辖: 专利侵权案件的管辖... 定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
#笪芸莫# 发明专利权的时效是什么?发明专利权的时效是什么?
(15181431856)： 华创集团告诉你专利权的法律保护的时效性包括二个方面:其一是专利权必须是专利的保护期限内的有效专利.具体到我国来说,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为10年.其他国家的专利保护期也相差不多. 其二是专利的诉讼时效.我国《专利法》第61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
#笪芸莫# 专利侵权诉讼专利权2004年10月份保护期满,问现在提起侵权诉讼
(15181431856)： 我是专利代理人,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首先,你现在向法院起诉,法院必然会受理,这与你的专利是否有效无关. 但是,受理后,在庭过程中,一旦发现你的专利是已经终止的专利,那么,法院会因你无专利权而驳回你的诉讼请求. 当专利保护期届满后,专利权自然终止,你现有提起诉讼,会因你无专利权而败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