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与出仕——我看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 对古代人归隐的看法

www.zhiqu.org     时间: 2024-05-2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这首著名的《临江仙》里,渔父的形象被赋予一种文化内涵———纵情山水、超世旷达的隐逸思想和人格的象征。

  渔父意象,寄托着中国文人对这种与世无争的超然生活的向往。得意时出仕兼济天下,失意后归隐吟风啸月,是中国文人千载不变的人生轨迹。历经宦海沉浮颠沛流离之后,莫不如散发弄扁舟,独钓寒江雪。山水田园,就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心灵的创伤得到愈合,灵魂获得拯救与升华。

  渔父的这种象征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辞·渔父》篇:诗人屈原流放江边。渔父飘然而至,劝他说,“圣人不为外物所羁绊,而能与世共进。既然举世混浊,众人皆醉,何不追随圣人,放弃执著,随波逐流呢?”屈原矢志不移。渔父笑笑离去,边走边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儒家理想预示中国文人悲剧命运

  中国古代文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理想的康庄大道,同时也暗示着未来不可知的悲剧。对理想的执着与黯淡的现实往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文人的追求、失落与痛苦都在这条大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理想就是“和”,在人生哲学范畴,“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面对人生与社会的矛盾。中国文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空有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像孟浩然、杜甫和陆游,是极想进入政治层又偏偏进不去;或是像柳宗元、苏轼,进去了又被黜贬。

  屈原是中国文人悲剧的象征,他第一个深切感受到昏君忠臣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理痛苦,也第一个成功地将这种心理痛苦引向“忠奸之争”的模式而没有危及君臣关系。所以屈原敢问天问地问神问历史而没有问君,问君会导致怀疑和否定整个文化体系。后世文人谨小慎微,更不敢胡乱猜疑了。

  儒道的隐逸观使自然山水成为中国文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扬“道”的一种途径,目的在于辅佐君王以教化百姓。而当有志于“道”的君子面临现实的“无道”无能为力之时,则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

  与儒家不同,道家的隐逸流露出的是对世俗的不屑。“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道家的隐逸,其目在于通过隐逸方式来追求“无为”来排斥“有为”的纷扰, “有为”是不利的,会产生矫揉造作。庄子认为,人要顺乎自然才能返朴,返朴才能保全性命的本原。逍遥是乐,其一乐是卸去物累的超脱感,其二乐是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的陶醉感。

  中国古代文人很容易与现实妥协,他们的悲剧意识通过道家的老练与儒家的自欺欺人化解于无形。隐逸者的象征 ———渔父,正好垂钓于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三者的汇合点上,儒家的自然是象征的自然,它使人安贫乐道;道家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它使人心斋坐忘,闲适旷达;释家的自然是禅意的自然,它使人勘破红尘,化悲为乐。自然山水成为文人悲剧意识首要的消解因素。

  自然山水对文人悲剧的消解,是通过山水诗、画的创作来完成的

  朱光潜认为,山水诗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从晋宋时代陶潜、谢灵运起才形成诗歌的一种特定类型。谢灵运纵情山水,陶渊明躬耕田园,山水田园风光在他们笔下,不再是配件佐料,而开始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成为讴歌的主体。

  朱光潜指出,山水诗、山水画是交流融会、相得益彰的,山水诗人大半同时也是山水画家。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尚存于世的山水卷轴画中最早的一幅。画面生动地描绘出大地明媚的春光和游人怡然自乐的神态,桃红柳绿与小桥流水相映成趣,色彩上运用了深厚的青绿填色,既将自然山水之美展现无遗,又充分流露出仕人希冀回归自然山水的隐逸人格精神。

  山水诗画之美使中国文人实现了另一种人生价值

  隐逸生活超脱于物役物累及职业困境之外,自我意识容易得到觉醒,人生目标也随之从君君臣臣的二人关系转向了对自我的关注。当隐逸文人的精力转移到对自然与自我的观照之时,他们便发掘和体悟到了自然山水之美、人的精神气度之美以及诗画艺术之美。文人与自然的交流对话,不仅实现了自然美向艺术美的过渡,而且在艺术美的享受之中,成就了他们独立的隐逸人格精神,在艺术美的创造之中,中国文人实现了迥异于“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人生价值。

结合陶渊明谈谈对古人归隐的看法~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你的这个问题我来引用金开诚先生的文章来说吧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清高曾是个褒义词,清高的人一般说来是受到敬重的。清高的 "清",意思比较明白,无非是为人清白正直,不搞邪的、歪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至于"高"的含义,则似乎不同于高风亮节、德高望重之高,而是总要带上一点孤独乃至孤僻的意味,或者可以解释为孤高。因此,清高的名声首先总是落到遗世寂居的隐士头上。
  传说中第一个清高之人,恐怕要数许由了。据说唐尧要把天下禅让给他,他认为这话污染了耳朵,因而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此事不知真假,但在古代却传为美谈。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接班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赞,真不知是什么道理。
  道理虽然说不清,但关于许由的美谈却事实上给清高规定了一个模式,即凡是显贵的人是不大可能得到清高之名的;后来显贵又扩大为富贵,即清高是与富贵无缘的。例如诸葛亮,当他"高卧隆中"之时,是可以称为清高的;后来辅佐刘备,成为蜀汉丞相,在后人心目中德高望重,近乎完人,却无人说他清高。汲黯、苏武、魏徵、颜真卿、史可法等,都以高风亮节著称于史,但也因做官而不被评为清高。当然,历史上对这些人的评价之高是远非清高二字可比的。
  在历史上被称为清高的人中,陶渊明大约要算突出的了。他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现在有新解,姑置勿论),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以"力耕"谋取"衣食"。这种情况与富贵绝无因缘,在古人心目中乃成为纯正的清高。
  不过,从陶渊明这个清高模式来看,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固然决定了他是否有清高之 "实";但如果在"实"之外还能享有清高之"名",那就还得有一些不平凡的本事才行。陶渊明除了真正清高之外,还能写一手好诗,用来言志抒情,因而实至名归,成为清高的典型。其后,像林和靖、倪云林等人,也都因具有才艺专长,才成为著名的清高之人。例如林和靖"梅妻鹤子",隐居杭州 孤山,固然很清高;但也要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咏梅绝唱,才能成为名人。倪云林隐居无锡惠山,为人有点怪癖,但他的画脱尽烟火气,确有独特风格,所以连怪癖也一同被传诵了。当然,真正清高的人是根本不在乎成名的。想无名而终于有名,其原因大概一则因为历史需要树立清高的样板,而这类样板又只能通过才艺成果的传扬来树立;假如无所表现,也就无从传扬了。二则因为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这才证明是真正的清高。至于那才艺是否适合做宫的要求,古人往往是不加深究的。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只要有才便可以做官。
  清高是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然而古人评定清高却又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这种情况结合实例来看比较清楚。例如李白,只做过短短一段宫廷诗人,还敢公然声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本人又很希望得到清高之名;然而他却终于未成公认的清高样板。原因可能是他有时用世之心过于急切,又极为自负,比较缺乏恬退风度;而且他有了做官的可能便得意地声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没了官做则又傲然声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诸如此类的话,就很难和清高挂钩了。不过,李白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不但形象思维功夫好,而且天真罄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没成为公认的清高样板,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实例只是说明古人评定清高的样板是相当严格的。
  另一个实例则说明清高的模糊性,那就是孟浩然。他本来也是想做官的,试看《临洞庭上张丞相》一诗,他在写了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雄劲的名句后,接着就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求援用世之心极为明显。后来做不成官,还不无牢骚,所以说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之类的话。但孟浩然一生既未做官,而且《唐书·孟浩然传》还记述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同赴京师,欲荐于朝廷;可是孟浩然却因与故人喝酒喝得高兴,竟至失约,还说"业已饮,何恤他!"可见他对做官也有不在乎的一面。特别是归隐之后,在寂寞心情中,也多有恬淡之意。这样看来,孟浩然是理应成为一个清高样板的;而且有人也的确这样认为,试看李白的《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醉月"句用《魏志·徐邈传》典,暗指孟浩然因剧饮违韩朝宗之约事。)可见在李白心目中,孟浩然的清高是极为突出的;然而孟浩然在历史上却仍然不是公认的清高样板。由此可见,对清高的评论是既严格,又模糊的。
  在当代,清高曾经长期受批判,但由于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和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影响很深,因此虽然批了,却仍然没使许多人的观念真正转变;也就是说清高的价值在人们心中实际上并未降低。至于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种种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从抽象的道理上说,清高与市场经济几乎是绝不相容的;但实际情况却使人感觉到清高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内涵,其价值趋向不仅未见疲软,反有坚挺之势,这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正反互补思想的奥妙。在市场经济中,有的人并不能发财致富,那么保留一点清高的气度,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安慰,至少能减轻一点心理失衡。就是对发财致富乃至既富且贵的人来说,倘若能够讲一点清,讲一点高,对人对己也是没有坏处的。也许,这就是许多人不愿彻底扬弃清高这个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概念,并继续有意无意地维护其价值的原因

关于古代的归隐,有很多种原因,但是我们看得最多的听得最多的也就是从官场归隐,以及名人的归隐。 古代官场归隐派的人又可以分为一种是卸甲归田的还有一种是厌倦官场的黑暗的。 厌倦官场黑暗的代表人物是陶渊明,但是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陶渊明在归隐山林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人登门拜访,名气越大。 历史上归隐山林以致湮没无闻者数不胜数,缘何陶渊明名垂青史收万众敬仰。我感觉这主要与他的成就分不开的。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绝对是东晋历史上的一朵奇葩,自成风格,清新脱俗,如潺潺流水,又如馥郁芬芳,沁人心脾,渗入骨髓。不过陶渊明的卓越成就和他横溢的才华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大人们认可,等他死后才被人们所接受,推崇,直到现在万古流芳。所以,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放光的。这并非作秀,这是一种人格操守,这是心灵的抉择。 归隐归隐,回归自然,隐身于世,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呢,说是逃避也好,说是清高也好,只要内心无杂念,灵台常空明,到哪里其实都是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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