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常常寄情山水，原因何在？ 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喜欢寄情于山
或者，也有一些有一定家底的颇有才华之士，空有抱负却无施展才华之境遇，对世俗中的事不再有过多指望，也不屑于与一帮功利之人为伍。然后隐居于山林，寄情于山水，过自己的逍遥自在的小日子。
一 道教文化促使文人寄情山水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土生土长”表现在与名山有着不解之缘,所谓”列仙之儒,居山泽间”.从而形成了道教的灵山崇拜。道教史学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分化和发展”,“改造和充实”的时期。曹魏以来,道教提倡修身养性,追求长生不老,希翼得道成仙.。魏晋南北朝时的人认为神仙居住在山中,因此众神毕集的灵山为人们所崇拜。五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灵山崇拜的主体。神州大地众山之中,惟五岳最尊,五岳诸山成为道士隐士，谢绝尘务,修身养性的理想之地,也成为了传授道书的地方。并且上层人士也信奉道教,名山还是国家祭祀制度中的对象。由于信奉道教这种社会风气的盛行,许多失意的文人他们为了在精神上找到一条出路也信奉了道教,这样的人王导,谢安,庾亮等。这批名士均出入玄儒,礼玄双修,真正是实践了“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玄”。从南宋开始,士族厌恶劳动,鄙绝庶务,不谋仕进,退隐山林大有人在,如王敬弘,王延之,谢惠连等等.他们退隐山林,与山林接触,无行中提升了源自原始形态的山崇拜文化。正因为道教的盛行,推动了对山的崇拜,从而促使了魏晋的文人纵情山水,名山成了他们精神避难的场所。二政治的原因迫使文人寄情山水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他们评定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并形成了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同时,在这一时期,政治异常黑暗,大量杀戮异己的知识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形成“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许多著名文人死在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由于不合理的“九品官人”制和极为黑暗的政治现实环境,使不少的文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保存自己的人身性命,不得不退回山水自然,以山水为友。就以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例:陶渊明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从小就有“猛志逸四海”的人生志向,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存的时代背景限制了他,宗室内部的残酷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祸乱,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了严重的不安全感,这就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面对权力斗争中卑污血腥的阴谋,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使“性本爱丘山”的人生志向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由半隐半官的生活道路走上了彻底的归隐,这其实是理想与现实无法调和的明智选择。他归隐山水之后,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并与农民有所接触,过一种闲适的农村生活,并在这样的生活中写下了不少的山水名篇,如<<归园田居>>组诗,<<引酒>>,<<归去来兮辞>>等等，在这个时期,象他这样的文人还有很多,如谢灵运,阮籍等,这些文人纵情山水,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他们有意识的远离官场,远离政治,以求明哲保身,也因为他们这样的选择促进了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三 传统的隐逸精神引导文人寄情山水隐逸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政体和文化制度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许由,巢父,伯夷等为后代称道的隐士。入则为儒,治国平天下;出则为道,修身养性,成为中国文人的思想文化结构。从孔子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到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给仕途遭受挫折和不幸的文人找到了精神出路,找到了精神归宿,也给失意的文人找到了契合社会的现状的生活方式,既要明哲保身又要不与社会同流合污,因此,归遗隐的地点----山林,不仅是失意文人的栖身之地,更主要的是注入了他们的精神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政权极不稳定,在隐逸传统的影响下,大批文人遁迹山水以寻精神上的自由。嵇康<<述志>>表现了诗人陶醉山林之中,留恋忘返的感情。这类山水诗文都以隐逸山林为乐,对山水形状,自然风光进行歌颂以及对自由精神的歌颂。而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将这种题材的诗文发展得更为成熟。陶渊明的归隐是“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厌世情结所致,是“性本爱丘山”的隐逸精神在召唤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他归来后游赏之乐,田园之乐,家人相聚之欢。在田园,他尽情的享乐“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村美景,还找到了“采菊动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境界。田园中的任何风光都可以让他拿来比拟自己,如用松,竹,云等喻自己的孤傲品格。到他这个时候,归隐田园山水成为了失意文人的典范生活模式,从而形成了山水田园文化中的田园情结。陶渊明归隐和田园诗体现了隐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互动关系，隐逸山林,亲近自然为创作田园诗创造了条件,同时隐逸者所持的虚静,无为,无功,无名的人格节操也促成了文人田园审美观念的形成，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典型的隐逸群体”竹林七贤”。隐逸人格与自然山水的自然协调使隐逸文人纵情山水,山水的独特性也吸引了文人。四 传统园林艺术影响文人寄情山水中国的园林是很发达的,有皇家园林,也有民居园林。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Ž.可行, 可望, 可游, 可居,这就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可以发生交流,窗里都有必不可少的梅,兰,菊,竹,松,荷,这些或清冷幽香,或虚心有节,或不畏严寒,或挺拔凌云,或随遇而安的自然之物,正是中国传统文人高尚情操和淡泊明志的象征,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山水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中得到了充分显示。窗外的绿水青山经过窗子望去就是一幅画,人与自然就可以进行沟通交流。鲁迅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随着对山水自然美认识的深入,士大夫就把这种审美情趣付诸于实践,形成了依山傍水大兴建园造林之风。因此,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庄园为主的园林文化。动乱的社会现实促使文人将庄园文化与老庄思想相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作为南朝山水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谢灵运的部分山水诗歌就是在庄园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谢灵运的始宁庄园,会嵇别业都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他精心营造,把远景近景都摄如了园中。在<<山居赋>>这样写道”葺骈梁于岩麓,栖孤栋于江源,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风而近畴,岭枕水而通迁”这种模仿自然山水的私家园林简中有深,淡中有雅,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带有融通山水自然的精神追求,在物质与自然的巧妙构建中获得精神上的消遣。尽管庄园文化带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但这种园林的建筑方式促使了文人纵情山水,为文人与自然的沟通提供了一种方式。这种建筑有利于促进山水文化的发展,是文人纵情山水的一个原因。五 战争及边塞诗的传统促使文人寄情山水战争引起文人接触边塞自然风光,从而留下了许多描写自然风光的边塞诗。边塞诗滥觞于先秦，<<诗经>>中的<<采薇>><<东山>>等等都是边塞诗的前身-----征戍诗，这些诗歌中已经有了描写自然风光的句子。战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极为常见的,也正这些战争使文人接触到了山水风光,曹操三父子就是战争使文人接触边塞风光的典型例子。<<观沧海>>中描绘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丕的<<至广陵于马上作>>中的“观兵临江水,水流河汤汤…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曹植的<<送应氏>>写道“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写出了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这些都是由于战争使文人与自然山水接触,是文人寄情山水的又一例子。鲍照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他的边塞诗<<代出自蓟北门行>>写道“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写出了沙场的雄峻有力,渲染了悲壮的情调。在<<代苦热行>>中写道“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的景象。这些边塞诗都描写了自然山水风光,是边塞诗的传统促使后来的文人注意描写边塞风光,而到唐朝边塞诗成为了体现盛唐气象的主流创作之一。战争使文人有可能接触边塞山水,而征戍诗促使了文人对边塞自然风光的注意。六 南迁,北迁的人口流动导致了文人对家乡山水的思念由于战争和经济原因导致了人口的迁移。自汉魏以来,我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的向内地迁移,并且原来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迁到了南方的长江流域,但同时也有由南方迁到北方的人口,例如庾信和王褒就是从南方迁移到北方的文人.。庾信由于战乱逃往江陵,辅助梁元帝, 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 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即是被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但后来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惟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一方面庾信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到异常的礼遇,一方面又深切的怀念故土,为自己身在敌国而羞辱。他在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山水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在他的<<哀江南赋>>中写道”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况父君在交河,妾在青波……”这些句子都写出了江南的山水风光。王褒的<<渡河北>>写道”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y描写北方黄河的山水,黄河风起,木叶纷纷吹落,风景有似南方故国,但表达的却是对家乡山水的思念之情。综上所说,由于人口的流动导致文人背井离乡,使文人对家乡山水产生了思念,从而使中国迁移的文人寄情家乡山水。七 传统的游学宦游及魏晋形成的玄游为文人与自然的接触提供了条件游学和宦游是中国的一种求学传统，在《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带着学生游学的情况。古人也给我们留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警句。在古人的眼里知识不仅仅来自书本,还来自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大自然,因而旅游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中占据了比较重的位置。他们在旅游中认识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大自然中的青山绿水抚慰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将自己的情感倾泻于笔端,产生了大量描写山水的名篇佳作。在秦朝以前,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虽然在增强,但由于交通的限制,像孔子那样的大规模游学是极少的现象。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出游的动机增多,方式也多样,这种亲近大自然的行为本身就包含了文人寄情山水的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极为动乱,儒家的入世思想一蹶不振,出世的思想成为了时代的主流思想,同时还受到了当时玄学,道教哲学,佛教哲学的影响,就形成了老庄提倡的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儒家“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传统观念和“独善其身”的退隐山林的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的休闲旅游活动,道家的旷达逍遥,回归自然的思想为主题的玄游,入山修道,养身成仙为主题的仙游,于是留下了宦游者谢眺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的名句，有了鲍照的“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崖胜阻秋,万壑势迥萦”的佳句。文人的出游给文人接触自然寄情山水提供了可能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恐怖政治的压力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曹魏是时建功立业的恢弘气象和豪迈壮志在西晋时已经荡然无存,散落殆尽,代之而起的是焕发着浓郁的思辩和宗教色彩,让人在山水中超脱放灵魂于自然中净化的山水旅游活动-----玄游.在“魏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z的时代背景下,原先作为精神支柱和价值取向标准的儒家思想体系完全崩塌,人们把目光由现实生活转向了精神世界,幻想追求一种独立人格和超脱的意境,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他们痛恨现实政治和名教礼制,思慕老庄逍遥游,崇尚远离尘世而寄居山林,寄情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辞官隐世遁名,消淡玄虚,并在当时的社会上形成了这种玄游的风气。这种与自然山水的接触促使了文人寄情山水。玄游之风起自三国魏末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都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求个性解放,他们的行为常常表现为饮酒,服食,狂狷,崇尚隐逸和寄情山水,优游林下。阮籍登山河南开封的黄华山,眺望城阙楼台,疾愤王侯奢侈,写下了“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的警世之言。另一次,他游览苏门山之后,写下了<<大人先生传>>，表现了他抨击世俗,弘扬玄理的思想,推”逍遥浮世”的隐者为”大人”，讥“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君子为“裤虱”。而阮籍的好友刘伶主张“幕无席地纵意所如”,性嗜酒,纵情肆志,游风与阮籍相同。他在<<酒德颂>>中描写他所追求的境界是“兀然而醉,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署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犹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竹林七贤这些名士都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玄游之风的影响而寄情山水的。到南朝时,这种山水游风大涨,形成了“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气象。八 佛教思想的传入,为文人寄情山水提供了一种思想佛教思想最早是在汉魏之际传入我国的,西晋时依附玄学到东晋的玄佛合流后一跃成为南方社会最为活跃的,最有影响的,最受关注的主流思想文化.被称为”杰出的佛教诗人”-----谢灵运,他不仅仅是诗人,文学家，而且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山水诗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佛教思想的的具体体现。谢灵运的山水诗就是佛教影响文人寄情山水的典型例子。在他的作品中,对庄园式的山水进行了尽情的描绘,在他的作品<<山居赋>>中,描写了一幅封闭的,纯美的,旖旎隽秀的庄园人工美景“其居也,左湖右江,往诸还汀.面山背阜,动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画,侧直齐平.近东则上田,下湖,西溪,南谷,石滂……近南则会以双六流,萦以三州.表里回游,离合山川……近西则杨,宾接峰,唐皇连纵.室壁带溪,曾孤临江……近北则耳巫结湖……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远南则松箴,栖鸟,漫石……远北则长江永归,巨海延纳”}这种人工山水的描写,简直就是佛教的极乐净土圣境.这些人工山水的描写,表明佛教影响了谢灵运,也影响了中国文人寄情山水。同时也是谢灵运的山水诗不同于其他文人山水诗的原因。 九、中国文人寄情山水顺应了楚文化及汉代抒情小赋的特点。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了古老的文化。提到楚文化，人们就会想起屈原创作的新诗体——楚辞。提到楚辞，我们就会想到它的代表作——〈〈离骚〉〉，它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对个人的不幸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的痛苦灵魂的自传。屈原在受到严重打击后，他寄情于象征自己高洁品格的自然山水：“饮木兰之露，餐菊花之英”，他在放逐期间所作的〈〈涉江〉〉，描绘了江南的风光：“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蚰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他抓住带有特征性的事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写出了深山密林的景象。正因为楚文化中这类风光的描写，成为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所以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屈原是中国典型的失意诗人形象，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形象，他失意时寄情山水的表达方式，影响了后代文人，也影响了后代文学。还有宋玉的〈〈九辨〉〉中是这样描写山水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寥粟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¼¼寂寥兮收潦而水清。”写出了自然山水的萧瑟。这些楚文化中的失意文人对自然山水的寄情，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后的中国文人寄情自然山水。 赋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文学样式。兴起于西汉前期，并成为汉代文学的主流。这种文学样式是通过精心安排美丽的文字，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这时期的汉大赋主要是为了顺应统治者的需求而夸张写景。到了西汉后期，以东汉前期为盛，赋这种文学样式开始反应作者自身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情怀。刘歆的〈〈遂初赋〉〉中这样描写山水道：“乩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¼¼风飙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¼¼”这种自然景物的描写已经不象〈〈上林赋〉〉那样夸张罗列，〈〈遂初赋〉〉的这种写景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到了东汉中期至后期，抒情小赋不断兴起，取代了大赋成为辞赋文学的主流趋势。这种抒情小赋不仅以抒情为中心，而且带有尖锐的批判性。东汉中后期辞赋的转变，为魏晋以后的辞赋文学奠定了基础。如〈〈东京赋〉〉中清新流丽的自然描写：“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崖¼¼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还有张衡的〈〈归田赋〉〉也是这类赋，并且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应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这类主观性寄情于自然山水的抒情小赋，直接影响了魏晋的创作，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寄情自然山水，这个影响可以以陶渊明为例子，他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受这种文学影响的结果。 十、战乱导致文人对生死的思考，从而导致文人对自然山水永恒的关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社会的动乱、政治的黑暗和儒学的崩溃，敏感的文人最先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和个人的无能为力，于是文人转向了自然山水，他们从自然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中来看待社会的动乱、虚伪、束缚、他们在自然中求得精神上的永恒与超脱。于是在陶渊明的诗《饮酒》之五中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在辞赋〈〈归去来兮辞〉〉中留下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名句，这些诗句都充分体现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在〈〈归园田居〉〉组诗第一首中留下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佳句，并且使自然山水显得悠邈、虚淡、静穆、平和。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提出了“总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人生观，道出他对归化自然的最终选择。这些都是面对战乱，文人无法把握个人命运而转向大自然中，求得永恒的例子。战乱促使文人转向自然山水，从而寄情山水。他们在自然山水中获得体悟，进而寄托生命于自然。十一、张扬个性与现实政治无法契合而直接促使文人寄情山水。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张扬个性，就要联系到秦汉时候的专制制度，秦朝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试图用愚民政治和严刑酷法来统治国家。到了汉朝，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读书成为儒生，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历史，确立了一套统治之术。儒家的统治思想完全控制了文人阶层。对于文人来说，儒教的伦理纲常成为天地间的最高原则，歌功颂德成为他们的应尽义务。高度集权的政策抑制了社会的思想自由。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迂腐的德行学问，僵死的礼仪规定根本被看不起，因而促使社会能够容纳各种非正统思想，曹操公然要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而对儒学感到厌倦的士人，利用老庄哲学标榜“自然”和“无为而治”等思想，要求摆脱传统的思想束缚。到了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对此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于是就纷纷宣称“越名教而认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公认批判儒家道德的虚伪性，是在对汉代的“独尊儒术”思想的反抗，这种思想的解放，意味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性的觉醒，而竹林七贤的任诞放达、不拘礼法则表现他们个性的张扬，在阮籍的散文〈〈大人先生传〉〉中，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达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儒家道德礼法的虚伪性，讽刺统治者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表达了他对伪善者的痛恨。嵇康的文章〈〈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达了嵇康断然与投靠司马氏的山巨源绝交，采取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态度，以无法忍受礼法的羁绊和俗务的纠缠为借口推脱任职，显示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并且要求对方尊重他的个性和志趣。这些有个性的文人，正是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觉醒，正是在张扬他们的个性，但是残酷的政治环境又不允许他们公然与统治集团对抗，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张扬个性，他们只有回归自然，与山水同悲同乐，与政治划清界线。尽管这个时期的文人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态度，不干涉任何政治，但嵇康这样的文人还是被杀害了，阮籍是活得痛苦不堪。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一方面是从“独尊儒术”的专制思想中解放出来，张扬个性，而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性命，逃避现实，避免与政治接触，在这样的夹缝中要生存，就只有与山水为友，把情感都寄托在自然山水上，以获得保全性命。十二、自然山水自身的魅力和蕴涵的深刻哲理与文人个性吻合。 中国是内陆农业国家，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社会就与山水接下了不解之缘，有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人们在繁衍生息中，领受到了自然山水的恩泽，感悟出了自然界的真谛。到了先秦，许多人便寄情于山水，因为山水的启迪使他们性情清灵，文思泉涌，便得出了这样一句俗话“有山有水便有诗”，于是在中国的上下五千年文化中，留下了无数有关山水的名诗佳句。有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有〈〈三国演义〉〉的开篇“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有晏殊的“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短知何处？”，有陆游“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总之，有太多太多。到底山水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古今文人呢？有人说山静，水动；有人说山阳，水阴；有人说山高傲，水谦逊﹍﹍总之山与水相互依靠，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有山，在文人的眼中水有阴柔的美，而山则代表了刚强，总之山与水都已经被人们赋予了灵魂，而它的灵魂也只有靠近它的文人才懂得，也因为山与水的包容与博大，才使无数失意的文人愿意靠近水，投入山的怀抱，将山与水作为逃避现实尘俗的隐逸场所，将山与水作为安慰自己灵魂的知己，是山与水消解了文人的悲剧意识，是山与水实现了文人异于“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人生价值。正因为山水的这些特点，才吸引了无数文人，才使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歌咏山水的诗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也许文人就是山水的仙与龙，也许没有山水，也不会有仙与龙；也许没有仙与龙，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是山水孕育了文人，是文人写活了山水，山水与文人成为了互动关系。 我们探索了在魏晋南北时期，中国文人为何寄情山水，有传统的原因——隐逸精神、道家精神、游学、宦游、楚文化等等，也有时代原因——战争、政治异常黑暗、人口的迁移等等，也还有自然山水自身的魅力和所蕴涵的深刻哲理的原因。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个方面都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文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用不同的方式自觉地接触自然，融入自然，开创了山水诗派和田园诗派，在中国的文坛上留下了许多描写自然山水的不朽的名篇佳作。
从古代文人的情怀能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古代和现代的文人墨客常常寓情于物、借景抒情，这种情怀不仅仅反映在诗、词、曲中，而且在国画上也能看出这种含蓄美。自然界以人类达不到的力量刻画出山山水水，面对自然人又是多么渺小，人们会怜惜流水的阴柔婉转、一去不返；人们也会感叹高山的宽厚雄伟、岿然不动，于是乎，有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兴叹，也有“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哀婉，“小桥流水人家”的静谧。民族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含蓄的，山水意境给了文人很多情感上的释放，面对青山绿水，或是撩动郁郁不得志的惆怅，或是思念在水一方的伊人，亦或是踏青时萍水相逢的豁达，这些脍炙人口的文字，传递出人们情感的共鸣。
官场失落，情场失意，反正就是郁郁不得志，文人就只好寄情山水了。。。
理想和现实差距过大，人生不得意，因为学而优则仕吗，哪个文人认为自己不如别人？
只好失意时学那老庄，寄情山水。
没的地方可去，公共娱乐设施又没有现在这么多，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古代文人常常寄情山水，原因何在？~
这个嘛，古代男人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要么从文考取官名然后建功立业，要么经商富甲一方，其中从文的大部分文人年轻时有抱负，都希望自己一生能功成名就，但理想与现实永远存在差距，有才华的但不一定能适应官场气氛，典型代表就是李白，苏轼，才华横溢缺与官场格格不入，心中的苦闷可想而之，畅游山水能缓解痛苦
另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哲学方面的了，这就受到中国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影响，我能力有限就讲不好了，但可以肯定哲学的原因是他们寄情山水的根本原因，道家就追求天人合一，世间万物都要遵循自然的规律，这些哲学思想使得文人们的性情 境界提升了很多，让他们能超脱世俗观念，淡泊功名利益，山水只是寄托他们思想的载体罢了，魏晋时期有好些隐居深山 与世隔绝，很像修行的僧人
（题外话：历史上不只是文人，好多佛家高僧也寄情于山水，日本的传统庭院设计就得意于佛家思想的精髓，处处透着禅意）
中国古代诗人田园情结的内涵。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这么一首诗：“我要抛弃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等我，他正朝我走来。”（《呓语》）其实，中国诗人的精神一确立，便成了自己故园的异乡人。八千里路云和月，诗人的一生是生命飘泊、羁旅落寞的一生。因此，寄情于宁静、安谧的村庄、田园，抑或是绮丽跌宕的名山胜水，并加之以独特的意象表达，便成了诗人抒发志向、排遣心事，进而安顿生命的重要形式。水隔淡烟修竹寺，路径疏雨落花村，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传达一种万物皆于吾心和健行不息的宇宙生命意识以及诗人的古今茫茫之感。登山则情满于山，涉水则意溢于水，山水给了诗人们无端的感动和莫名的哀伤，他们对山水的渴求挚恋，即对生命本身的渴求挚恋。
1、游学天下的漂泊心态的归依。
总的来说，传统文人的启蒙思想就是修齐治平，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朝廷与江湖便是他们人生的两大处境。但不论在朝在野，根植于他们骨子中的故乡情结会终其一生。那么，所有的山水描写便在潜意识中有了一个参照，这个参照就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宋代张咏诗云：“莫讶临歧再回首，江山重叠故人稀。”面对着旅途上的每一处山水，诗人心里揣着的是故乡和亲人，而让他永不停息地跋涉的正是在故乡和童年树立的匡世的理想和报国的抱负。《中山诗话》亦有：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所以说，诗人的山水田园情结，其实就是漂泊心态的归依。
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巴蜀的奇丽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二十五岁，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离别故土，漫游四方。在他漫长的游历生涯中，山水成了他漂泊的归依。
《冬日归旧山》一诗，李白归心似箭，未洗征尘，行色匆匆，即叩访山门。那久违的远山近水仿佛于他有意，那故园的芳草仿佛于他有情。在归来的路上，他以诗人敏锐的眼光捕捉到：
……
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睛。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
……
诗中，那碧绿的“一条藤径”，那高远的“万点雪峰”，满地密密麻麻的枯枝冷叶，一谷厚厚浓浓凝滞不动的寒云，冬日里生命常新的嫩篁，深山中老树古木破江而横。在这首诗中，万点静寂的雪峰前有一条鲜活碧绿的藤径，人踪渺无的自然里有冲风冒雪的嫩篁常青，纵然“谷寒云不行”，纵然“古树倒江横”，但静寂中依旧有远山的召唤，死灰中依旧有顽强的生命，这就是不灭的人性之灯。正是在这样的自然里，在这样的山水中，李白真切感到，他的心是属于阳光、雪峰、嫩竹、白云和大自然的，也只有在自然的山水之中，他的心才是最自由的。人在自然山水中放情，心在自然山水中平衡。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清。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 --《清溪半夜闻笛》
情到深处，渊雅空灵，情音袅袅，不尽余韵。羌笛悠悠，吹出梅花三弄的撼人音乐；溪水淙淙，流来吴溪陇水的无限深情。那清澈的吴溪，那缠绵的陇水，光闪闪、亮晶晶，曾为李白洗征尘，今日看来分外亲。秋浦的明月冉冉升起来了，如银的月光给远山近水披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白纱，笛有情，水有情，月有情，人有情，听着如诗的羌笛声声，伴着如画的波光粼粼，李白的心境也被山水感染了。在李白的山水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身心与山水自然景色浑然一体。
妇孺皆知的《静夜思》一诗，李白望月怀乡，见月起情，在凄寒如霜的月夜，思念难忘的故乡，乡情、亲情、人情，时间、空间、灵魂完全交融于一体，明明白白的语言，却告诉了我们一个千百年来东方人常有的思维定式。可以说，月下思乡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痛苦，而月夜也成了他漂泊心态得以归依的家园。
二十岁起，杜甫开始了漫游生活。求官不成，生活也陷入困境。杜甫所做的一切，均已使他倍感身心疲惫，当他跃进搏击的心灵慢慢沉寂下来，顺其自然，在大自然的水魂山魄中，洗涤疲惫的身心。此时，沉郁忧伤的杜甫渐渐离我们远了，达观快乐的杜甫离我们近了。
杜甫入蜀后，在《绝句二首·一》中他吟咏道：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春光里妩媚如花的江山，春风中幽香袭人的花草，春日里翩然翻飞的燕子，春色中温情小睡的鸳鸯，自然可爱，景色秀丽。悠远明丽的意境，工巧清新的格调，都反映出诗人经过“一岁四行役”、“三年饥走荒山道”的奔波流离之后，暂时定居草堂的闲适心情。同时，也是诗人钟情大自然的表露。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江花似火的初夏，天蓝水碧，风动蛙鸣。你看：浣花溪畔，木茂江清；水抱村流，幽雅恬静。杜甫拈来“江村”诗题，忘辛劳荣辱，畅诉心曲，恬淡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本诗首联第二句“事理幽”二字，提挈一篇旨意，正是诗人恬淡心境的写真。蓝天下的燕子，时来时去，自由自在；南风里的鸥鸟，忽远忽近，相伴相随。在杜甫的眼中来看，燕子也罢，鸥鸟也罢，都有一种忘机不疑、乐群适性的意趣。物情如此幽静，人事的恬淡幽趣更使他惬心快意：老妻画纸为棋局的痴情憨态，望而可亲；稚子敲针作钓钩的天真无邪，弥觉可爱。棋局最宜消夏，清江正好垂钓，村居乐事，件件如意，在经历长期乱离之后，重又获得家室儿女之乐，诗人怎么不感到欣喜和满足呢?“此外更何求”一句，关合“事事幽”，收足了该诗主题，简净稳当。
如果说对山水的热爱能看见一颗纯朴的“童心”，那么山水田园诗还承载了一颗质朴的“乡心”。山水田园诗中，所有的水流树绕、花开云飞，以及灿然的机趣与性灵，总是在故乡的大背景中若隐若现地呈示着默契的欢悦和深情的缠绵，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说，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境界，不仅表达了个体诗人代代相承的共通的心境——无法排遣的故乡情结。
2、政治、仕途坎坷的自我疗救。
自古诗人多名舛，不少诗人年轻时也曾气冲霄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如今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剑客》）。然而，这些恃才傲物睥睨天下的人大都在现实中碰得鼻青脸肿。但诗人的傲骨即使屡遭打击也不会变成媚骨，于是，诗人的一生注定坎坷而黯淡。理想的破灭，生命的潦倒终于让诗人认清了自己的“性”，认清了自己的“命”，“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仕途的穷处，并非生命的尽头，“引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在这儿，诗人们都找到了另外一扇窗子，“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打开窗子，只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只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诗人们一头扎进自然，用山水田园来平衡失重的命运，用山水田园来慰藉创伤的心灵。
陆游一直立志要报效国家，但终因“嘲咏风月”的罪名被黜。在《临安春雨初霁》一诗里，他曾对官场的黑暗，世道的艰险，人情的冷暖，发出慨叹：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小楼春雨，深巷杏花，世上风尘，心中洞察。想要得到的，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不想失去的，总似水流落花。此时，无官无职，身无长物的陆游在沉思：人生的路啊，在哪里?苦闷至极，陆游想到了他的老朋友--故乡峻拔的山，故乡灵秀的水。故乡有他难忘的梦，他难舍故人那一片情。于是，他人生的旅程里写下了又一壮丽辉煌的乐曲。
回到故乡山阴后，宁静安闲的故乡生活，暂时抚慰着陆游受伤的心灵。
镜湖
功名莫苦怨天悭，一擢归来到死闲。傍水无家无好竹，卷帘是处是青山。
满篮箭茁瑶簪白，压檐棱梅鹤顶殷。野兴尽时尤可乐，小江烟雨趁潮还。
禹祠
禹祠行乐盛年年，绣毂争先罨画船。十里烟波明月夜，万人歌吹早莺天。
花如上苑常成市，酒似新丰不值钱。老子未须悲白发，黄公垆下且闲眠。
故乡自然的景色就这样巧妙地被他剪裁入诗。陆游在二十多年的赋闲时间里。一方面与父老乡亲友好交往，一方面纵情山水，赋诗作词，在大自然山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排遣自己的愁思。
3、自觉人格的理想追求。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山水是诗人们自觉人格的理想追求。山水田园诗，传递了文人墨客的人格精神。
魏晋六朝在中国思想史、艺术史上都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由于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场黯无天日，于是许许多多的文人士大夫，便纷纷从功名利禄中逃遁出来，去寻找自己的人格存在，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自然地便一下子找到了老庄。老子的“无为”与庄子的逍遥观，成了魏晋“玄学”的主旋律。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人往往是孤独的，文化人的心灵更是孤独的。一个人永远也无法穷尽另一个人的心理世界，孤独的心灵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外界的共振与认同，这个外界，对于诗人而言，就是自然山水。当文人士大夫将自然山水看成知音，他们的人格在自然山水之中达到了一种妥帖的认同与共振，这就是人与山水自然的一种息息相通，心心相印。面对巍峨的高山，会产生一种崇高感；面对涓涓的流水，会产生一种柔美感。大自然的雄伟高大、宽阔阴柔渐渐成为一种人格现象，“崇高”“优美”等便成为一种人格的象征。
后来随着佛教的渐入，释迦的以“虚、静、淡、远、明”为核心的“空明心性”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的主脉。以阴柔之水为其表象和内涵的人格追求，成为最高尚的人格标示。于是，文人们放怀山水，去寻找精神的自由解脱，在山水中以期得到一种人格的完善。
陆游热爱自然山水，对自然山水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极善于把自己遗世卓立的个性融化到自然山水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自然山水具有一种鲜明的人格美。“梅”这种常见的自然树木，陆游就爱用来比喻自己的人格美。如果我们仅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梅”的含义是单一明确的，但作为形容人格美的一种喻体，“梅”就具有多种内在的含义。而这种内在的多义性，又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审美心理相联系，“梅”就具有抗寒、坚韧、挺拔、顽强、高洁等品质和含义，这些都与中国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性格有联系。其它的喻体，如“山水”、“日月”、“飞鸟”、“春月”等，也都具有多种褒赏的含义，是大自然中光明美好的象征，它们也常被陆游用来形容和比喻人格的优美和超然飘逸的风度。
4、审美情趣的外化。
古人认为，物“兴”情。这其实就说明了山水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外化。
《文心雕龙·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这里刘勰虽然是在谈论赋的创作，却无意中道出了自然万物与人的情感的交流。山水田园既“兴”起了诗人的情感，同时，山水田园也无不打上这感情的印记。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古典诗人最高的精神追求，所谓天，就是道，就是自然，有时也是运命。在他们思想中，人是与万物平等的自然之子，人只有顺应自然，与道沉浮，才能得到心灵与生活的和谐，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李白“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能鞭策驱四运，万物兴衰皆自然”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因为这一思想，中国古典诗人始终把山水田园当成自已最佳的审美对像和最终的精神归所，诗人在山水清音、草木荣枯中领悟自然法则和人生真谛，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因此获得了与人类对应的生机和生命意识。同样，诗人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体悟，通过山水田园而显现出来。山水田园不仅成为诗人最佳的审美对象，而且也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外在依托。有时甚至是，内在的精神隐去了，只剩下外在的山水田园。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南山这个客体，与主体的“我”在生命中的那个瞬间相遇，“我”的主观意识隐化了，只有南山在悠悠地萦绕在人们的心里。
三、中国古代诗人田园情结的产生原因。
1、山谷·小溪·村舍——源于儒学的思想的影响。
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大夫，不论自己处于“达”况还是“穷”景，大都能洁身自好，对人生始终保持热情的态度，决不丧失生活的信念，这类人是儒生，且书生气极浓。他们山水诗文中的意象：山谷·小溪·村舍，自然清纯，真实可爱，无不表现出儒家哲学的处世人生。
陆游深受儒家先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熏陶，归隐故乡山阴后，还受到了“濂溪学派”的一些影响，当他在肯定不能显达于社会时，就索性躲进故园，倾心故人——自然山水，以期心灵的自由与解放，诗中的山水正是他心灵的展露。
鸟声犹寂寂，木意已欣欣。——《残腊二首·一》
今朝云忽归，沟水清活活。——《喜晴》
低燕争泥语，浮鱼逆水行。——《晨雨》
残雨收还滴，低云去复留。——《梅雨》
山光秀可餐，溪水清可啜。——《山行》
在以上这些山水云雨、鸟木燕鱼等自然物质里，陆游都融入了自己的丰富情感，倾注了他对故园山水无言的爱。这样，寂寂的鸟声，欣欣的木意；清灵灵的活水，飞飘飘的云雨；低飞的春燕，活泼的游鱼；可餐的山光，可饮的小溪，都成了陆游的精神归宿。正如大自然奔腾湍急的流水过后，河面会有波澜不兴的宁静一样，陆游写于故乡的山水诗，恰恰是包容了人生的激越与咆哮的深沉。
2、大河·高山·阳光——源于道家的思想的影响。
此类诗人，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们借道家的飘逸与豁达，保存了人与大自然的感情。道家恣世放纵的遁世思想，表现在他们的山水诗文意象上，那大河、高山、阳光，可谓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切都是出世者飘逸宽朗人格精神的体现。这类人，仿佛武打小说中的大侠，身上有一股豪然之气。他们名曰出世，远离人间烟火，实际上却是享世，在青山绿水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天籁。与佛学禅理沾染极深的文人一样，他们也不关注现实人生。但在充分享受大自然这一点上，又比信佛的文人进了一大步。他们也不像芸芸儒生，时时注重现实人生的处世态度，尽量委曲求全，过多计较个人的得失，被动地接受自然风景。他们在自然山水中充分享受人生，主动地寻求山水中的乐趣，看似出世，但其进仕不能的性灵却在山水自然中得以放纵。常常以宇宙的博大、永恒来衬出人的渺小和短暂，表现出无所拘搏，无须执着，任性适意，逍遥自如的人生境界。他们以庄子《齐物论》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悟境，来俯看人间灯火，自然会超逸豁达，无所拘约，深深体悟到无限的宽朗与自由。他们写大自然山水之妙，在于清淡，娴雅，无论春满山河，还是夏游记趣，无论秋野拾零，还是冬日漫游，大自然万水千山中的风云变化，都反映了丰富的感情世界。发现自然的生命，领略人生的哲理，汲取道家的精神，都是一种人格的宽朗和自由。在张志和、朱希真等人的作品中，足可看见出道家思想在我国文人心中的分量。
3、竹林·野花·月夜——源于佛教的思想的影响。
佛学禅理濡染极深的文人士大夫，对现世人生持一种麻木冷淡的态度，出现在诗文中的山水意象：竹林、野花、月夜，多了几分幽渺虚远和冷漠清淡，无不表现出一种佛家所倡的从一切烦恼痛苦之中“解脱”出来，进入自由无碍的安乐境界在厌世人格精神。
这类人是隐士(当然有真假之区别)，浑身上下有一股极浓的冷傲气。在其山水诗文中直接注入佛学禅理的因素，他们或在幽深的竹林里，或在烂漫的野花中，或在凑寒的月色下，竭力鼓吹托身空玄，遗弃世务，厌世之情溢于笔端。
在这类文人中，可分为如下两种，其一是有的人成了地道的佛门信徒，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其二是另一部分人往往虚晃一枪，在信佛敬佛的大旗下，暗暗做着回归朝廷的美梦，即走所谓“终南捷径”。这两种人的心态有很明显的差异，但他们所追求的“非空非假是中道”的艺术境界的“空明谈远”上却是相同的。
在他们的诗文中，不是充满激情，而是极具清淡。展读谢灵运、王维、裴迪等人的诗文，我们能够发现，昔日烦躁迷乱的情感生活，终于归入了独幽与宁静。他们禅机四布的诗文语境，或表现远离烟火的世外味，或表现慧心寂照而得的空明之感，或表现迷离恍惚的言外意和言外味。谈空寂与痛苦，谈命运与人生，仿佛隐居幽林中的一束阳光，令人眩目，进而窥见他们厌世以求解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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