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成就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自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为了总结过去6年的历史性胜利，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扩展资料：

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高度地评价了这次大会的历史地位，认为这次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他还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6个部分：

（1）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

（2）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

（3）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4）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5）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6）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新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1979～1987年近1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在邓小平关于“部分先富带后富”思想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日趋酝酿成熟。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1]大会强调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开放地区应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

按照中共十三大精神，中央领导人根据对外开放从外向型经济起步和演进的成功启示，于1988年1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认为：(1)沿海地区应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2)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指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3)利用外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同时，为了有助于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切实提高管理水平，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力量强的优势。报告强调：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为了抓紧利用当前的机遇，沿海地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讲，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够加快发展，能够提高水平，而且势必有力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这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战略意义。”[2]

1月23日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3]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4次全体会议同意上述构想，并决定把它作为一个事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部署。3月25日，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1](p.160)并将它列为今后五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沿海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至此，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决策最终确立。

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1988年初，有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4]，认为中国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经济的高度增长，必须加入“国际大循环”，即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外向型经济，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外汇资金。据此，国内外一些人把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称为“国际大循环”，或认为其基本内容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含了“国际大循环”，构想的一些合理观点，比如，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有利时机，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但是这两者不是等同的。

“国际大循环”理论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侧重解决工农业二元矛盾和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中共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则是邓小平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各地区共富思想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现实展开。包含以下两方面重要思想：

第一，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并对内地产生辐射作用，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衔接。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具体说来，就是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优势，抓住国际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有利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把部分原材料和市场让给内地，把国际市场上获得的经济信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移到内地，发挥对其他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1984年3月，邓小平提议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即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提出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指出：这“是解决我们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一条重要途径；到我们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之后，仍然是促使经济持续高涨的一项重要措施”。[5]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对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存在着狭隘的理解：在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上，往往只注意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和组织国内建设这一面，而对国外资源、国外市场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则重视不足。“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转变，对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有重要意义。

1985年1月召开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认为，将沿海地区逐步开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不但可以使沿海经济加快发展，在全国最先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地区，而且可以使内地和沿海的优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和繁荣”。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从而有效地把发展沿海经济同开发内地经济密切结合起来，解决我国东部和西部的关系问题，使我国经济全面振兴，人民普遍富裕起来”。[6]

中共十三大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重大决策，构成了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1988年3月，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日益增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外投资的扩大，为我们进一步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沿海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以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p.161)报告强调，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沿海开放地带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更加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并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的改革；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走在前头，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优势，实行“两头在外”，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增加出口创汇，大力发展“三资”企业；要特别重视利用沿海农村劳动力的优势和现有乡镇企业的基础，发展外向型企业和创汇农业；大力发展沿海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积极向内地转让技术、管理经验和输送人才，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pp.161-162)

第二，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条件使其率先发展起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中央总结和反思建国后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经济地区分布不平衡性的特点，开始改变过去优先发展内地的战略，逐步实行支持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其突出特点是实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政策，对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资外贸、价格等政策倾斜，以打破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沿海与内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很不相同，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沿海地区经济过去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建国以后较长的时期里，由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个关系摆得不够合理，没有取得应有的更大的成果。当前，国际环境、国内情况都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把沿海的经济建设作为重点，从各方面支持其发展得更快一些，并以此为阵地支援内地的开发，推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6](p．647)

“六五”、“七五”计划都明确实行了这一政策。“六五”计划指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内陆地区应该“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建设，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7]“七五”计划指出要从过去强调平衡布局、重点发展内陆地区，转变到按三大地带东中西的序列，分阶段、有重点、求效益地展开布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以至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是“要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区的准备”。[6](p.810)“七五”计划还具体规定了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东部沿海地带要通过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和努力开拓新兴产业、开拓新技术领域等措施，加速经济发展，带动全国经济振兴。

由此可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非常丰富，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决策。

首先，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大力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而且要促进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许多学者认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实际上，这只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是推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沿海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必然为内地腾出部分原材料和国内市场，进而为内地的发展创造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促进改革和开放有机结合的有力措施。开放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同时又是推进整个改革的外部动力。中国经济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得对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逐步实现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沿海经济率先外向，就要率先改革，大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让新体制更快地成长起来。这样，沿海就应该成为探索改革、带动全国先行区”。[8]

其次，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是区域性战略，而且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国性战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曾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见解，有人认为它是全国性战略，也有人认为它只是区域性战略。从上述可知，它不单是区域战略，而且是关系到全国的发展战略，是贯彻邓小平“部分先富带后富”和对外开放思想的重大步骤，也是中共十三大经济总体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在产业发展的地区布局上，既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使不同地区都能各展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1](p.21)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全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落到了实处，不但明确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抓住了带动内地和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从我国三大地带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来看，三者既在地域上相对分离，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没有沿海的率先发展，中、西部的发展和开发就受到财力、物力的制约；反之，没有中、西部的发展，沿海的发展也缺乏后劲。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各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就是说，正确处理三个地带的发展关系，也就成了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使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共同富裕”。[6](p.809)因此，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关系到各地区和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实践证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有的思想，如“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可能绝对了一些，但从其基本精神和总的方向看，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符合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的

我不同意一楼。一楼没仔细看题。八十年代中期的历史和文化没什么不可以讲的。从当时的政治来说，是一种“解放思想”的政治。因为刚刚从一个束缚思想的时代走过来，所以放得比较开。但正因为放得比较开，很多政治势力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已经有了一整套从和平到暴力的政治图谋。在这些政治势力看来，中国如果有了开放而开明的政治，对他们是不利的。中国越黑暗，他们就越能够浑水摸鱼。所以他们必须扼杀这一时期的开明政治。这一点跟最近十年比较相似。一方面很多阴谋家开始搞阴谋，一方面一些傻老帽政治家开始跟他们合唱，从另外一个方向给他们提供理由。说穿来就是阴谋家希望中国黑暗，引诱中国黑暗，傻老帽政治家迎合引诱，紧密配合。

从经济上来说，当时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铁饭碗在逐渐打破，社会闲散人员日益增加。这跟今天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今天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当时则是走不得回头路了，回头必是死路。但全中国的人，无论善良还是邪恶的都恐惧，不理解，毕竟大锅饭吃惯了。经济的急剧转型，造成了社会的一些动荡。官方根据控制论原理尽量减少动荡，伺机转型。同时民间成长起来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成了官方经济政策的强大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转型的动荡。总的来说，当时的转型虽然危险，却终于成功。

而从文化上来说，当时是一个西方思想大量涌入的时期。国门的开放，不仅是经济的开放，也是文化的开放。西方文化不再是禁忌，“百花争鸣”“洋为中用”是当时的特色。开放的文化有两个重要的走向。精英主要取法欧美，大众则容纳港台日本。精英学习的是西方数百年现代的思想。大众容纳的是港台日本的流行文化。当然，这中间也包括欧美的流行文化。但当时对欧美流行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还只是高端的大众，普通民众直到九十年代才逐渐兴起了欧美热。

诗人海上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古今中外最好的文化。

1978年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主流文化。官方文化虽然一直积极地引导，但官方文化关注的领域一直很高深，在普通民众中一直很难引起反响。精英文化则一直保持着多元的格局，很难有人一上来就承认谁。大众文化则一直走着跟传统格格不入的道路。第一代青年60后，当时正是当打之年。由于高校教育当时刚开始发展，所以60后的青年在当时只有少数精英在大学里。而流落到社会上的青年们则高举流行主义的文化大旗，跟着感觉走，沐浴着港台的海风昂首向前。大陆在当时跟港台找到了契合点，那就是打拼，年青人的朝气找到了喷发的空间。而大学里那些少量的精英也没有闲着，他们从欧风美雨中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人文世界，几乎将整个欧美已经成型的现代精神粮食拷贝到中国，但这些精神粮食实在太深奥，暂时不能在民间引起广泛的反响。

八十年代没有主流，但主流有了一个雏形。也就是从60后一直延伸到今天90后的人文、叛逆、怀疑、进取、打拼、张扬、时尚的文化个性。尽管是一个雏形，但当时这个雏形已经有了庞大的声势。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文化依旧打着八十年代的印记。从八十年代走来的那个时代依然没有结束。二十年的时间，我们走了很多弯路，没有真正将那些消化，这让我们现在每个人看起来，依旧跟60后大同小异。而这，也许就是我们对“主流”的追寻所付出的代价吧。

文化历来就是小众的多元的。“主流”的存在则让我们离开这个文化必然性太远，让我们终于成为一直长不大的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
主流文化就是改革
呵呵

80年代有很多历史是不便在这里讲的
很多词语，名字是会被屏蔽的

中国六七十年代时代背景~

六七十年代是建国以后，是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围。
中国现代史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大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探索与发展中国，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自立的一段发展史。
六七十年代正处于四人帮的篡逆当中，比较困难的一段时间。


扩展资料：
中国现代史的认识：
1、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是民族自强、外交独立的前提条件。
2、外国的先进思想、技术、经验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我们必须要勇于学习借鉴，但所学要符合国情。
3、要得出合乎国情的认识与决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否则将使现代化建设事业遭受挫折。
4、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它必将使中国经济迅速腾飞。
5、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近代史证明只有中共及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代史证明也只有中共和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政治坚持的是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深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现代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成就有：
1、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中国政府充分利用联合国舞台，积极宣扬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国际规范观，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及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支重要国际力量。
2、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田中角荣访华。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9月25日至1972年9月30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4、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转道，在北京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并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了意见的一次秘密访问。
5、乒乓外交。
1971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国乒乓球队互访的一系列事件。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不仅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加速了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乒乓球外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基辛格秘密访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日联合声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尼克松访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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