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国的开国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事例详细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第二个阶段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但本条目主要探讨至五四前后。
西学东渐的媒介
来华洋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天主教士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例如韦廉臣、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其翻译出版的书刊，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他来华洋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出洋中国人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1721年）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1820年）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铖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李鸿章（著有《历聘欧美记》）、郭嵩焘（著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著有《英轺私记》）、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曾纪泽（著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著有《欧游杂录》）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起，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 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着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道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道，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晚清时期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开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的封建帝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统一中央集权国家。该国家的主要标志是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行政制度，在强大的军队和高度集中的权力下，统一了中国各地区的行政管理和国防。与此同时，中国的开国也带来了许多文化发展，包括文字、社会制度、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医学、科学等，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其中，汉字文字、儒家思想、唐诗宋词等文化，对世界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开国时期，也是东西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代之一。随着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不少来自外地的工匠、商人和学者来到中国，与中国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中国的开国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得以向外传播，与外国文化进行互动和交流，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的开国不仅带来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也为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的开国指的是秦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秦朝的开国始于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统一了当时的七个国家，建立了秦朝。秦始皇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统一文字、计量、货币等标准，修建了万里长城、大运河、驰道等重大建筑工程，大力推行法家思想，实行“一夫一妻制”和封建制度，形成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从而使得中国得以进行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标志着中国强大统一的开始，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深远。在文化上，秦朝统一文字、计量、货币等标准，大大推进了中国文化和的发展。同时秦朝也开建了一系列重大建筑工程，如万里长城，使得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政治上，秦始皇全面推行法家思想，重视科举选拔，使得各地人才都能够在秦朝的官场上一展身手。同时秦朝强化了中央的统治力度，形成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总之，秦始皇的开国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找一些东西方文化生活交流融合的史实~
这个问题什么意思能具体说说吗,是那种郑和下西洋的那种吗
比如说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带到了欧洲,还有瓷器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是香港
1、班超出使西域
经过准备之后，班超和郭恂率领部下向西域进发，先到达了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国。鄯善王对班超等人先是嘘寒问暖，礼敬备致，后来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
班超估计其中一定有原因，于是对部下说：“你们难道没觉察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么？这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让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原因。头脑清醒的人能够预见到还未发生的事情，何况现在已明摆着呢！”
于是，班超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来了好些天了，他们现在住在哪里？”
侍者感觉出乎意料，仓猝间难以回答，只好把情况照实说了。班超把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泄露消息。接着，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饮酒高会。
喝到酒醉的时候，班超故意激怒大家说：“你们诸位与我都身处边地异域，要想通过立功来求得富贵荣华。
但现在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以礼相待了。如果一旦鄯善王把我们绑送到北匈奴去，我们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了吗？你们看这怎么办呢？”
大家都齐声说道：“我们现在处于危亡的境地，是生是死，就由司马你决定吧。”
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乘夜用火进攻北匈奴使者了，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一定会感到很害怕，我们正好可以趁机消灭他们。只要消灭了他们，鄯善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
有人说：“这件事应当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班超大怒说：“是凶是吉，就在于此事。郭从事是平庸的文官，他听到这事必定会因为害怕而暴露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会白白送死而落下不好的名声，这就称不上是壮士了。”部下都一致称是。
这天天刚黑，班超就率领将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驻地。当时天上刮大风，班超命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方，约好一见火起，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又命其他人拿着刀枪弓弩埋伏在门两边。
安排完后，班超顺风纵火，一时间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逃遁无门。班超亲手击杀了三个匈奴人，他的部下也杀死了三十多人，其余匈奴人都葬身火海。这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成语的由来。
第二天，班超将此事报知郭恂，郭恂先是吃惊，接着脸上出现了感觉不公平的脸色。班超知道他心存嫉妒，便抬起手来对他说：“你尽管没有与我们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又怎么忍心独占这份功劳呢？”
郭恂脸露喜色。班超于是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朝廷，并把自己的王子送到朝廷作为人质。
二、唐代日本遣唐使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
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
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三、玄奘天竺取经
玄奘是长安大慈恩寺的一名和尚，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在做和尚时他常常研究佛学。
后来为了更多的获取知识，于是他到处拜师学习，又因为他的聪明好学所以很快就精通了佛教经书。但是玄奘也发现佛经上有很多的错误于是他就决定去天竺学习佛经。
他从长安出发到了凉州，当时的朝廷不许唐人出境，他还被边境的兵士发现了，于是让他回长安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打退堂鼓，而是逃过边防关卡到达瓜州，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他艰难地走出了玉门关。不仅如此还路过了沙漠，其路程非常的艰险。
高昌王麹文泰也非常信奉佛教，听说玄奘是从大唐而来的高僧于是十分敬重，请他讲经，还邀请他留在这儿，但是玄奘坚决不同意，没有办法他只好送他离开还派了很多人跟随他，并且写信给沿路的国王们，让他们多加照顾玄奘。
他们一行人走过了雪山和冰河，经历了很多困难终于到达了天竺，天竺有一座古老的大寺院，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者，来到这里的玄奘虚心向他学习，在那里大约五年的时间就把经书全部学会了。
不得不说玄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对佛经有着非常通透的理解。
玄奘的游历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在公元六百四十五年，他带着六百多经书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长安，他的取经事迹震惊了当时的长安百姓。
当时的皇帝也对他大加赞扬，于是隆重的接待了玄奘，玄奘也对此次的游历进行了详细讲解。
四、丝绸之路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商人来往通商的要道，其上的商队络绎不绝，非常的繁忙，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一个外国汉学家经过研究之后，得到一个颠覆性的结论，丝绸之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通到底的道路。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会以为中国的商人一定直通罗马，然后特产卖到哪里，其实并不是，中国几乎没有和罗马帝国进行过直接的贸易活动，所有的货物基本都是从中东转手，然后卖到罗马去的。
而且所谓的丝绸之路卖出去最多的货物其实也并不是丝绸，丝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特产而已，而且丝绸的价格比较贵，只有罗马的大贵族才能买得起。
所以说真正能够对西方造成巨大影响的货物其实并不是丝绸，反而是中国最为惯常的物品，比如说纸张才对西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为是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纸张，这个跨时代的发明直接改变了中国文明传承的方式，大大节约了知识传承的成本，纸张通过丝绸之路传递到西方以后，同样也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那以后西方的文化才开始大范围的普及，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改变西方的文明。
公元前39年，悬泉地区就已经有很多栗特族人和中国进行贸易了，当然那个时候中国和他们的贸易主要还是骆驼，而且因为商业的发达，很多栗特族人因为有利可图而选择在丝绸之路上定居，然后从事各种服务业。
丝绸之路其实并不是一条恒古不变的道路，在不断的通商过程中，因为环境和政治等因素的变化，道路其实也会有细微的调整，这些基本上都是商人们慢慢探索出来的。
五、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这七次，可以说他下西洋，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很多的意义。甚至他可以帮助中国和东南亚印度，东非，阿拉伯很多人民之间都有很好的往来，促进了这一项，各国的友谊。
更是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在明朝的政治，以及综合国力强盛和经济上都作出了一定的标志性的事情，也反映了当时国家的繁荣昌盛。
毕竟他是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去到那里，也是为了宣传自己国家的怎么怎么样的好。更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我们国家的技术，像我们国家那时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技术可以说是天下只此一家，为后来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也是为了展示中国最强大的一面，让很多的国家也臣服于我们的国家之下。可以说他游遍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是我国在古代航海史上，比较壮观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的游船也让他见识到了别的国家的航海技术，和文明，带回国家在进行发展。
也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震慑了这些的倭寇乱党，更是，把蒙元的势力给压制住，保护了国家人民的安全，国家的威望。可以说，作为现在来说，就等于就是宣传了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海外进口贸易。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班超出使西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遣唐使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玄奘之路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丝绸之路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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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1143287)： 始于西汉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最早的文化交流通道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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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1143287)： 丝绸之路形成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怎样 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 加强了中西方的交流 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通道 为中西方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中西交流的形式以贸易为主 但是贸易往来中蕴含着文化的交流
#包奚南#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
(15631143287)： 丝绸之路: 1.在古代中西方之间加强了贸易活动.文化交流.发展了友谊. 2.中国的丝绸.铁器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后来的四大发明通过这路传向西方. 3.外国货物传入中国.佛教也传入. 总的就是.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 从海路沟通了东西方外交联系,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特别是官方经济的交流和民间的海上贸易更加活跃.扩大了秦汉文化对外的影响,拓展了中国.亚洲濒海地区.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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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1143287)： 养蚕、凿井、造纸、冶铁、缫丝、灌溉等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