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曾登临岳阳楼吗? 范仲淹是怎么创作《岳阳楼记》的？
宋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邓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诬告而被贬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增其旧制”，重修了岳阳楼。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便请他的好友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岳阳楼记》。显而易见，滕子京是想让大手笔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可结果，范仲淹受友人嘱托写下的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散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了了数语敷衍之，而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作为散文大师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顾友人所嘱，也不顾这类记物体散文的体裁特点，不仅对岳阳楼的盛景不加记述，反而将其写成了一篇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并且还能使友人满意，并使历来的研读者对其文题不符的矛盾之处一无所察，原因何在，奥秘何在呢？
简而言之，范仲淹不记岳阳楼，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邓州的任所，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而且不仅当时没见，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间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他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装作到过洞庭湖，照搬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一篇文章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还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加以详细地描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义，这么远地托人来请他作记，他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岳阳楼记》，却并不记岳阳楼而直抒胸臆的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可以想象得出，范仲淹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贬后做下的一桩桩显赫的政绩，联想到自己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革新的主张，却面对混乱的政局，忧心的国事而无能为力，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空有抱负而最后只能饮恨终身，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将岳阳楼及其大观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由洞庭湖上阴晴之景引起的“览物之情”入手，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为打动人心，更能引得那些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激赏和共鸣了。而且范仲淹的这篇文章，赋于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真是不记岳阳楼，胜似记岳阳楼，高出于任何前贤抒写岳阳楼的诗文之上，自然也就无人去斤斤计较其写《岳阳楼记》而没有记岳阳楼的文题不符的矛盾了。
范仲淹之所以有违友人所嘱，不记岳阳楼而又乐于为友人写下这篇名实不符的《岳阳楼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友人滕子京“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所以在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而自己又无从记起之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既以自勉又以勉人。而这一层深意，又是一般阅读《岳阳楼记》者所不察了。
但人们之所以对《岳阳楼记》文题不符的矛盾鲜有觉察，甚至以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除了不了解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见过岳阳楼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范仲淹写作技巧的高超，他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的矛盾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在文章中点明友人嘱托自己作文，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巴陵郡，他不说自己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没有到过岳阳楼，而是说“前人之述备矣”，有前贤的诗文在，再记自然属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不应该成为不记岳阳楼的理由的，因为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那个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现在重修后的岳阳楼及其大观，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将这一点处理得极为巧妙，即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巧加运作营构，将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摹景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就是那了了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笑谈了。
因为《岳阳楼记》没有记岳阳楼，所以它不属于古代散文中的那类以摹物写景记事为主的记体散文，而是一篇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它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等看似同类，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一点，在研读这篇名作时，也是应当注意的。
但人们之所以对《岳阳楼记》文题不符的矛盾鲜有觉察，甚至以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除了不了解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见过岳阳楼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范仲淹写作技巧的高超，他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的矛盾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在文章中点明友人嘱托自己作文，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巴陵郡，他不说自己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没有到过岳阳楼，而是说“前人之述备矣”，有前贤的诗文在，再记自然属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不应该成为不记岳阳楼的理由的，因为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那个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现在重修后的岳阳楼及其大观，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将这一点处理得极为巧妙，即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巧加运作营构，将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摹景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就是那了了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笑谈了。
是的
上联:范仲淹登临岳阳楼,进亦忧,退亦忧。下联是什么~
范仲淹登临岳阳楼，进亦忧，退亦忧。
欧阳修饮酒醉翁亭，醒也乐，醉也乐。
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人品行止犹如一块丰碑，耸立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后人在仰慕他的风采时，往往要咏诵他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其浩渺雄浑的自然景观，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让人心旷神怡，思绪万千。然而，一些学者在经过详尽考证后，居然提出范仲淹一生从没到过洞庭湖，更没登过岳阳楼的观点。那么，《岳阳楼记》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这些学者的这一观点能成立吗？
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范仲淹五十八岁，在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任上，完成了这篇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呼！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座岳阳楼，乃江南古代三大名楼之一，位于今湖南岳阳市西边的洞庭湖畔。据说，早年是岳阳城的西门楼，三国时吴国名将鲁肃曾将它作为阅兵台，在其上检阅了浩浩荡荡的东吴水师。唐宋以来，久负盛名，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赋咏之所。经历了数十次的重建与修葺，还有三次迁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有别的风景与外貌。然而在读过此篇《岳阳楼记》的人们的心目中，它却始终是范仲淹笔下的那座能俯瞰八百里洞庭，景色气象万千，使人心旷神怡的千古名楼。
楼以文显，文以楼传，千百年来，岳阳楼因范仲淹的名篇而声誉益著。该文对岳阳楼景物描写得如此生动逼真，人们不由被那风云变幻的洞庭山水所深深吸引。文章的抒情也独具匠心，表现出作者非凡的抱负，演绎出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精神，令人高山仰止。凡是读过此名篇的人，谁不向往到岳阳楼一睹其卓绝景观和精神风姿呢？
然而，在对《岳阳楼记》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查阅了《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等有关史籍，却发现范仲淹“少长北地”，成年后考中进士，就一直在其他各地做官，一生从未到过洞庭湖，更未登过岳阳楼。我国四大淡水湖区域，范仲淹曾守苏州、饶州，在两地留下过有关诗文，所以到过太湖、鄱阳湖；他任京官和外放之间，也多次经过洪泽湖；唯独没有资料表明他去过洞庭湖。有学者对范仲淹在成年后的行踪和宦历作了详尽排察，绘成往返路线图，最后的结论仍是：范公无法到达洞庭湖区域。
既然许多学者认为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没登过岳阳楼，那么这篇如此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是如何写出来的呢？范仲淹是怎样把有关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呢？
一种说法是，范仲淹的祖籍是苏州，所以说他是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甚至断言范仲淹“诞生在苏州郊区的香山镇”，曾经在苏州的天平山下发愤苦读。所以他从小在太湖的岸边长大，对湖泊那种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气象万千的景观十分熟悉。
其实，范仲淹的出生地及其少年成长之地都存在不同说法。据富弼所撰《文正范公墓志铭》记载，唐代后期，范氏从长安举家南迁，有一支定居苏州吴县。五代时，范氏数代在吴越做官。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初归宋，先后任一些地方的幕僚官。端拱二年(989)八月，范墉官任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其继室谢氏生下小儿子范仲淹。楼钥《范文正公年谱》明确记载：“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已丑秋八月丁丑，公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就是说，范仲淹生于山东徐州，而不是苏州。
也有学者认为，范仲淹出生地应是当时的北道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而不是徐州。范仲淹对自己的出生地有非常明确、极为清晰的表述，就是在庆历八年(1048)致挚友韩琦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对自记事以来，未能对出生地重游，怀着无限的惆怅。问题是出在范墉原为真定府节度掌书记，应在范仲淹出生后，才调任武宁军，后人误以为范公出生在武宁军(徐州)。上述二说不知孰是？然而“苏州说”肯定不对，它大多是地方史话的产物。
当然，范仲淹即使不是生长在苏州，也在苏州做过官，对太湖的风光还是了解的。但是说其《岳阳楼记》是模拟太湖来写洞庭湖，还是颇为牵强。因为两湖的气势其实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如据有关姑苏人士所说，太湖基本没有惊涛裂岸、浊浪排空的景观。范仲淹也有《苏州十咏》，其描述太湖的“万顷湖光里”，大多是“无风还练静”的胜景。
另一种说法是，巴陵郡守滕子京在请范仲淹作记时，曾写来《求记书》，并附送来一本《洞庭晚秋图》，供其“涉毫之时或有所助”。范仲淹形象思维能力很强，虽未亲临洞庭，但以来信和图中描述为依据，再参考前人的有关诗赋，便写出了《岳阳楼记》中洞庭湖的浩瀚场景。此说也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知道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所谓“神游物外，心与景接”。认为仅凭一幅画，加以想像，就能将洞庭景色描写得如此出神入化，恐怕勉为其难吧。且古人写游记，未亲历而着笔墨者极为少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根据鄱阳湖的风光加以联想而描绘完成的。范仲淹知饶州一年半，未留下关于鄱阳湖的片言只字，说明其对鄱阳湖的景观印象不深。既然对鄱阳湖都没有多少印象，何谈以此来描绘洞庭湖呢？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范仲淹不但到过洞庭湖，甚至在湖边生活过一些岁月，对八百里洞庭之景观曾有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否则写不出如此脍炙人口的神来之笔。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无所依，只得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改嫁，其青少年时代的生平行实在史籍中几乎是空白，其实就应从这里寻找范仲淹与洞庭湖的关系。其时，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宦游四方，曾经到过澧州安乡(治今湖南安乡西南)，还有池州(今安徽贵池)、淄州(今山东淄博南)诸地，度过了他少年苦读的岁月。
学者方健经详尽考证后指出，约在至道、咸平年间(995～1003)，少年范仲淹约在七至十五岁的时候，其继父朱文翰任安乡知县，仲淹就从母随朱氏生活于今湖南的安乡县，这里正位于水势浩渺的洞庭湖畔。在此“县三面皆大湖”的安乡度过了其难忘的少年生涯，数年中，洞庭壮丽秀媚的湖光山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久久不能忘怀，范仲淹就是在这时与洞庭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末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都载：“范文正公读书堂，在安乡县。仲淹幼孤，从其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范文正公文集·褒贤集》卷三有南宋宝庆三年(1227)时所记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其详细记载了安乡县范氏读书堂的情况，南宋初曾毁于兵火，庆元中再重修。康熙《安乡县志》中保存了最早记录范仲淹在安乡遗事的文献，为庆元二年(1196)时澧州州学教授王仁撰写的《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其更为翔实地叙述了安乡范氏读书台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相当精确地描绘了读书台的地理位置，在澧阳县南八十里处，正位于洞庭湖畔。而“书台夜雨”已成为安乡著名的八景之一。此外，从县志中一块残碑上考证出范仲淹在安乡读书的启蒙老师为太平兴国观中的司马道士，所以范仲淹对道家学说有较为精湛的研究，实源于此。其他有关佐证不胜枚举。
其后，朱文翰调任淄州长山县令，仲淹与母亲也自然随之来到山东，曾苦读于长白山醴泉寺僧舍，此时仲淹约十六岁上下。此山位于山东中部，即今邹平县以南的白云山，因山中云气长自而得名。范仲淹在这里发愤苦读，博览群书，山中溪水清澈，读倦了就“以水沃面”，从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所以，今天这里也有范仲淹的读书纪念堂，它与安乡的范氏读书台并没有矛盾，而两处读书堂之遗迹，正好填补了范仲淹青少年时行迹记载的空缺。
在离开洞庭的四十余年之后，当他应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请，写《岳阳楼记》之时，少年时候的一碧万顷、浮光耀金的洞庭风光再次浮现脑海，真是文思如泉涌，笔锋在八百里湖面上纵横驰骋，将浩渺壮观的湖光山色尽收笔底，写出这一千古绝唱的名篇，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人们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范仲淹没有时间去登临写此名篇的前一年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所以在行文至此之际，只能采用“避实就虚”的手法，仅记“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也轻巧简雅。
总之，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是晚年的范仲淹根据四十余年前少年时的洞庭印象而写就的。你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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